姚洋：消費強刺激，經濟活起來

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幅度調低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之後，中國國家統計局近日公佈的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GDP同比下降6.8%，是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如何在抗疫同時迅速提振經濟，是當前全國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

各級政府的刺激經濟措施已陸續展開。央行出台了定向降準政策，增加中小銀行的流動性；各地“新基建”也已進入實質性建設階段；一些城市出台了針對企業的救助措施，如減免租金和税收等；還有一些城市為居民提供消費券。這些措施無疑將起到積極作用，但對於快速扭轉經濟下滑而言，仍然是不夠的。

我國在較短的時間裏基本控制住新冠疫情的蔓延，復工因此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要實現全面復產仍然任重而道遠。製造業企業的復工基本完成，但復產率仍然較低，而服務業的復工與復產都不理想，其背後原因是消費沒有快速恢復。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一季度零售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9%，是各項指標中下降幅度最大的。

消費大幅度下降對於我國經濟的復甦非常不利。短期內，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不可能發生可見的變化，而由於經濟下行，勞動力市場上存在失業，因而擺脱衰退完全取決於需求的增長。此次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與以往經濟下行的不同之處在於，以往消費一般能夠保證增長，經濟下行主要表現為企業投資減少，政府的反週期措施因而只需專注於提振企業信心、增加投資。而此次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則不同，企業只是摁下了暫停鍵，因而供給端沒有問題，但消費大幅度下降導致了企業訂單下降，消費成為經濟復甦的瓶頸。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短期內技術和資本基本上是給定的，經濟復甦與就業的關係也就無法割裂：就業增加了，經濟就增長；反過來，沒有經濟增長，也不可能有就業的上升。

受消費制約，增加流動性和減税等措施的作用有限，因為企業如果沒有訂單就不會開工，因而也不需要流動性，同時減税也失去了意義。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提高全社會的有效需求，但建設週期長，效果也不容易傳導到中小企業那裏去，因而在短期內起不到促進就業、增加民眾收入的效果。而且，大規模地搞基建後遺症很多，其中債務的再次累積是必須關注的問題。自2017年起，中央政府在“去槓桿”方面花費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果再次大量上新的基建項目，有可能讓這些成果付之東流。

要提振消費，就需要知道消費下降的原因。筆者認為，首要原因是民眾還沒有從防疫心態中緩解過來。進入3月份以來，各地陸續降低了防疫等級，然而多數民眾的信心尚未完全恢復，因而不敢出門消費。第二個原因是地方政府對於疫情仍然高度警覺，對消費場所還有較多限制，強化了民眾的防範心理。第三個原因是經濟停擺之後民眾的收入下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4.6%。消費的基礎是收入，收入下降會帶動消費下降。

搞清了消費下降的原因，就可以對症下藥。當前最為重要的是提振民眾的消費熱情，在防疫和經濟復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根據現有的流行病研究成果，新冠病毒極有可能長期存在下去，因而在疫苗研發成功之前，全世界都必須學會與病毒長期共存。一般而言，疫苗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普遍應用，由此推算，今年內見到疫苗的可能性較小。從現在到年底還有七個多月時間，顯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裏一直採取隔離措施，常態化防疫才是唯一可行的選項。

社會上有許多人擔心疫情會二次暴發。儘管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過去幾個月的事實證明，只要保持對疫情的嚴格監控，一旦發現傳播苗頭就及時做出反應，我們完全可以把疫情消滅在萌芽階段。

中央政府已經多次強調，復工復產是當務之急，但各地政府的響應並不一致，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仍然擔心防疫方面出現差池後的一票否決責任。為此，可考慮將防疫工作限定在衞生防疫部門，讓其他部門騰出手，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到復工復產上來。

在防疫轉型同時，應加大消費刺激力度。我國各級政府一向以生產為重，表現在經濟刺激方面，就是將增加基礎設施投資作為重點，相對忽視提振民眾消費。在過去數次經濟下行期內，因為消費並沒有出現大的下降，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在消費大幅度下降成為當前阻礙經濟復甦首要原因的情況下，直接向民眾發放現金或消費券補貼，可以起到一舉多得之效。一方面，這樣能立竿見影提振需求；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實現對低收入人羣的救助。經濟停頓之後，受影響最大的低收入人羣構成失業者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儲蓄也相對較少，難以應付長期無收入的狀態。

一些較富裕的城市已經開始實施消費券補貼，但數額還比較小，而一些經濟相對落後的地方在財力上也面臨困難。為此，中央政府可考慮採取措施，加大今年的財政預算，撥付資金補貼低收入人羣的消費。

目前，世界上一些疫情趨穩的國家已紛紛開始實施經濟重啓計劃。我國是全球上較早控制住疫情的國家，更應該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時間段。（作者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