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波：深刻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這場人類與新冠病毒的鬥爭，各國政府的作為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熱門話題，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隨着全球抗疫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抗疫的方式和效果的差異性背後有技術、文化等一系列複雜因素的作用，單一維度的評判很容易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與此同時，疫情之於全球化進程的影響和病毒起源於何處等更為深層問題的思考也在逐步展開。針對上述任何一個問題的分析，資本及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都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在經歷最初的慌亂後，資本迅速顯示出其自身固有的彈性和頑強的活力。今天，在抗疫的戰場上，從開發疫苗到製造醫療用品，無處不活躍着資本忙碌的身影，展現出抗擊疫情的正能量意義。但是，資本的動力中包含着商機的刺激。在患者的視野中，藥品是救命，但在資本的視野中，藥品是利潤，獲得無限的利潤是資本的永恆信仰，也是資本邏輯的實質。資本之所以沒有在SARS之後開發針對潛在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保護措施，是因為疫苗和醫療用品沒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一旦有利可圖，資本不需要任何動聽的抗疫宣言就會毫不猶豫撲上去。

當下有一個例子再典型不過了。在抗疫的緊急狀態下，美國政府與資本關係發生了變化，國家干預顯著增強。美國“空中橋樑計劃”應運而生，並且貼上“兩個更好”，即“更好地為前線的醫療工作者提供裝備，更好地為美國人民服務”的美麗標籤。可是，這個史無前例的公私合作關係樣本無論如何包裝，如果你一旦瞭解到特朗普女婿庫什納負責這一計劃時，就可以在一瞬之間勘破權力與資本的內在邏輯。

時至今日關於新冠病毒起源地的爭論，都沒有進入本質的層面，因而也難以達到徹底的程度。資本的因素不僅涉及抗疫的決策和手段，也與疫情的起因有關。一方面，伴隨着資本開疆拓土的步伐，“我們正在進入基本上未曾遭受人類侵襲之地，而且我們的侵襲日甚一日。”疾病從野生動物向人類的傳播，已經成為“人類經濟發展的隱性成本”。另一方面，資本助長了人類需求和消費的無限性。野味已經不再是野味，它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征服能力，更成為社會階層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象徵。

新冠病毒的全球肆虐，標識出資本在全球擴張的廣度，檢視出資本邏輯在全球實踐的深度。這個廣度和深度，也通過冰川融化、地球變暖以及污染的空氣得到了檢驗。資本正在將地球一步步逼向絕境，新冠病毒的來臨，既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和懲罰，也是向人類又一次發出的強烈警告和喚醒。野生動物與新冠病毒關係的探討，説明人與自然矛盾的解決只要不進入到人與人矛盾的分析層面都是枉然，正如齊澤克所言，媒體在談及生態問題時，關注個人責任雖然是必要的，一旦以此使我們忽視那個重大問題——如何改變我們整個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這一重大問題，如此做派就會發揮意識形態的功能。

可眼下最緊迫的問題還是抗疫。遺憾的是，面對病毒這一全球性問題的挑戰，大國之間團結起來共同抗疫並不如願。權力邏輯和資本邏輯結合在一起，在極力將病毒這一全球性問題轉化為國家間的問題；各國政府組織和動員能力的比較，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國家間的分歧和對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這一現狀進一步引發了全球化進程被阻斷和世界秩序被永遠改變以及人類正處於文明危機邊緣的種種悲觀性前景的預測，無疑增強了人類未來的不確定性。

其實，無論對於階級問題、國際問題還是對於全球性問題而言，資本都是一個根本性因素，構成不確定性的源頭。答案不在未來而在歷史之中，與其面朝未來發出憂嘆，不如回首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作出深刻反思，進而導向全球化變革的戰略沉思。

疫情終會過去，世界各國應強化全球視野，深刻理解和貫徹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團結合作的基本原則應對越來越多的全球性挑戰，這就不僅意味着超越國家的侷限性，更意味着超越資本的侷限性。正如齊澤克指出的，“我們必須學着在股票市場和利潤的座標之外思考問題，直接尋找別的方式，來生產和分配必不可少的資源。”如此，人類才有更加美好的確定性未來。（作者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