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衞東：疫情之下，美國社會不平等藏不住了

自美國暴發新冠疫情以來，政府內部和社會羣體之間出現嚴重的對立與對抗，恐懼、怨恨、排斥、抱怨、幸災樂禍和憤怒成為美國媒體上的高頻詞，新冠疫情註定會因其引發的進一步分裂與其暴露的巨大不平等而被銘記。

疫情尤其將不平等的夢魘進一步照進現實。自3月中旬以來，美國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達到2202萬，幾乎抹掉了自2009年11月以來新增的就業崗位。這已經不僅是富裕階層和其他階層之間的不平等，而且還有健康、工作條件以及獲得醫療保險等方面的不平等。

面對疫情的肆虐，很多美國人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藍領工人和低收入羣體千方百計想保住高風險無保障的餬口職業，比如運輸工人、商店店員和護理人員等工作難以避免與公眾的接觸。這些人的家人不得不與他人共用廚房或衞生間因而無法實現有效隔離。學校的關閉還使很多貧困兒童的餐食沒了着落，這些孩子甚至由於家裏沒有網絡而被迫放棄網絡學習。

與這些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白領可以在家開啓享有醫保和帶薪休假制度的遠程辦公模式；富人逃離曼哈頓的公寓，前往鄉間別墅暫避風頭，或躲進儲備富足的安全掩體；精英家教、私人飛機等高端需求也處於井噴狀態。

前面提到失業救濟申請者主要是因餐廳、酒吧、酒店和商店停業而失業的員工。他們本就屬於低收入羣體，疫情帶來的失業再次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

疫情所致的種族歧視也引人矚目。由於中國首先報告了新冠疫情，一些美國人見到華人就“憤憤不平”，以往處於隱匿狀態的輕蔑和疏遠演變成不加遮掩的挑釁，針對華裔的仇恨犯罪正在上升，很多亞裔跟着躺槍。

疫情還加劇了代際矛盾。由於病毒對老人最為致命，一些年輕人笑稱其為“老朽終結者”；老人們則批評年輕人不顧他人安危照常開“新冠派對”。    

或許有人會説，不平等與分歧本不足為奇，它們只是美國的常態化表現而已。此次疫情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合作互助的案例，醫護人員主動補坑，社會組織沿街發放抗疫物資，富豪為研製疫苗慷慨解囊，原本勢不兩立的民主共和兩黨也不計前嫌，迅速批准了抗疫撥款和創紀錄的經濟刺激法案。

客觀來説，疫情確實催生了彼此相悖的兩種情境，但相對於常見的社會互助而言，當前的不平等與分裂突破了歷史界限，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現出來，並觸及到更為廣泛的領域和羣體，因而更為突出。即使單看黨派表現，兩黨在抗疫這一政治正確原則下的合作，仍無法掩蓋其在事務層面上的對抗，在抗疫蔓延問題上的扯皮，在福利規劃上的相互否定，在物資分配方面的相互指責。兩黨選民也早用實際行動來展示其個性而非共性：研究發現2016年大選中支持特朗普的地區，以及和他一樣不相信全球變暖的人，願意居家隔離的比例最小，而民主黨人的表現則好得多；相信冠狀病毒是“真正威脅”的民主黨人達到了76％，而共和黨人只有40％。

在導致這種不平等與分裂的諸多因素中，白宮的言行無疑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政府高官刻意使用“中國病毒”一詞，枉顧此舉對種族歧視行為的助推；不斷倡導提前復工，惡化聯邦與州的關係；堅持與專家意見相左的樂觀預期，令廣大民眾無所適從……

傳染病的特殊性與美國價值觀的衝突則從更深層面上催生了分裂。防疫舉措本身帶有強制性，而美國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卻對此難容，只要不影響別人，我的一切由我負責，他人無權置喙，整個社會也早就此達成了言行默契。而疫情卻讓曾經清晰的行事尺度變得模糊，原本不是問題的事情或許成了問題，但我的權利永存。以得州為例，在某些縣裏70%的居民不再聚會，但鄰縣卻毫不在意，分歧和對立就由此展開。

不可否認，疫情還凸顯了社會原本隱藏的不平等。生存壓力驟增後，利益分配問題變得敏感甚至致命，種族和諧還是遠離風險要緊？物資緊缺時應優先救助老人還是青年？這些原本並不存在的問題都會變得突出。此外，疫情期間社交媒體的使用增多，平時被抑制的極端言論都藉着疫情在這塊虛擬的“法外之地”上氾濫，儘管公眾認為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可信度只有區區3%，但這並不能阻礙隔空罵戰。

實際上，疫情只是一個刺激物，被撕裂的還是原有痼疾，種族歧視、貧富差距、黨派對立不過是被疫情放大了而已。正如特朗普在回覆“富人優先”的提問時，只是意味深長地説“也許這就是人生吧”一樣，美國的社會不平等與分裂，或許也是一種命運吧。（作者是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