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洪：國際組織全球治理使命將更加艱鉅

新冠肺炎疫情已肆虐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同樣對國際組織產生衝擊。特別是作為聯合國系統負責國際公共衞生事務的專門機構，世界衞生組織（WHO）及其總幹事譚德塞在全球抗疫中的表現，也在國際輿論中成為爭論焦點。

起因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不久前宣佈美國暫停向WHO繳納會費，理由是WHO存在三個“沒有”：沒有及時分享疫情信息，沒有及時提供防疫政策建議，沒有及時宣佈“全球大流行”等。美國還宣佈將對WHO進行為期30-90天的調查，以查明WHO和總幹事譚德塞在疫情防控中是否存在“失責”行為。

4月20日，譚德塞在視頻記者會上對美國指責WHO隱瞞新冠疫情真相的説法進行了駁斥，稱美國“從第一天起”就對此知情。因為在去年12月報告最初病例的一開始，美國疾控中心（CDC）就有十幾名工作人員全職駐紮在WHO位於日內瓦的總部，這證明了WHO的透明度。“這意味着從一開始就沒有什麼瞞着美國”。

客觀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WHO自1948年成立以來需要應對的最大的一次公共衞生事件，而美國的“斷供”和“追責”可能是WHO 成立72年來面臨的最大一次挑戰。國際組織領導人被調查追責並不是沒有先例。2004年-2005年，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曾接受伊拉克“石油換食品計劃”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多次質詢。儘管安南本人最後被證清白，但聯合國前任副秘書長、聯合國伊拉克計劃辦公室執行主任塞萬被指違規行事，“嚴重危害了聯合國的誠信”。此外，2007年，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因為“女友門”事件陷入“道德危機”而辭職；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卡恩因性侵案辭職；2015年，美國司法當局指控聯合國大會前主席約翰·阿什受賄。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日前已明確表示，將對疫情的發生、傳播和各國的應對，進行回顧和調查。由於疫情的大流行已不僅是一次公共衞生危機，而且已造成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人類危機，作為負責全球公共衞生事務的專門和最高機構，WHO不僅要參與調查，可能也將成為調查對象。

美國對WHO的調查和追責主要針對譚德塞為主的領導層。這既有美國國內政治的考慮，也有國際戰略博弈的因素。客觀而言，WHO每年有近30億美元的資金，在全球有7000多名工作人員。疫情的暴發和蔓延，有其不可預見性。WHO在預警和防控疫情中的表現是否存在不足，將有待調查的結果。但無論如何，這對WHO是一個挑戰和考驗。

在疫情結束後，包括WHO在內的國際組織將會面臨更大的考驗，只有通過進一步改革才能適應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

一是如何加強國際組織的權威性和專業性。國際組織是國際合作的產物，是國際協調的平台。每個國際組織，特別是政府間國際組織，都是會員國授權負責特定國際事務的最高機構。國際組織的權威性和專業性主要體現在處理特定全球事務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推動國際合作和解決全球問題，是衡量一個國際組織權威性和專業性的基本標準。這一方面取決於會員國是否提供充分的配合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國際組織從官員到職員的戰略視野、領導能力、專業水平和職業素養。

二是如何實現國際組織內部的透明和高效。國際組織或多或少擔負着服務全人類和全世界的使命，但主要是為會員國服務的。會員國政府和社會組織為國際組織提供會費和捐助以及其他各種支持，以確保國際組織的正常運作。反過來，國際組織通過制定規則和政策、開展項目和活動，提供專業和優質的服務，解決會員國共同面臨而會員國無法單獨解決的問題。如果説，及時足額繳納經費、遵守國際組織的規則等是會員國的基本義務，那麼，國際組織的主要職責就是做到決策和財務的透明，以及有效地解決全球性問題。

三是如何在全球治理中發揮領導和協調作用。國際組織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力量，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全球治理赤字，一方面是由於國際社會各行為體國際合作的意願和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際組織的領導和協調作用的欠缺。國際組織的領導和協調作用，與其權威性和專業性是相輔相成的。是否能夠在病毒的科學研究和疫苗研發方面充分利用其權威和專業的優勢，從而發揮領導和協調作用，一定程度上可能決定WHO在未來全球衞生治理中的地位。

疫情後的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世界”。很多國家不得不“節衣縮食”，國際力量面臨重組，國際秩序可能重塑。任何一個國際組織，只有不斷變革，才有可能在新的秩序中得到強化，否則就會被淘汰或被取代。

疫情後，中國的國際組織策略同樣需要進行調整。近年來，我國大力加強對國際組織人才的培養和輸送，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引起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憂慮。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中國公民擔任了其中4個機構（糧農組織、國際電聯、工發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的一把手。因此，在西方，一些官員和學者就擔心中國對國際組織的控制和滲透。疫情過後，我們的重點可轉向國際組織的中高層管理人員、特使顧問、諮詢專家等，支持非政府組織在聯合國取得諮商地位。（作者是復旦大學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