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疫情後真相、後權威和後情感
作者:史安斌
進入21世紀,德國社會學家貝克預言的“風險社會”日漸成為人類社會的“新常態”,當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便是其集中體現。雖然各國相繼按下暫停鍵,人們被迫選擇“宅家生活”,但大眾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和社交網絡紛擾雜亂的喧嚷則將這種體驗進一步“媒介化”,在認知和情感上將全球民眾深度捲入到這場危機之中,營造出虛擬的“在場感”和“代入感”。
高度的“全球化”和“媒介化”是風險社會的重要表徵,跨國界、跨地域、跨文化的危機傳播及其“蝴蝶效應”愈發凸顯。從此次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造成的影響可以看出,社交媒體和智能傳播的普及正在將“流行病”演化為“信息瘟疫”,從而使疫情在真實的生活空間和虛擬的賽博空間同步擴散並相互交織。傳播技術的演進根本上改變了危機傳播所處的媒介生態,使得全球公共危機日益呈現出“後真相”“後權威”和“後情感”的三重轉向。
首先,危機傳播中的“後真相”轉向,表現為真假難辨的誤導性信息在社交平台上蔓延引發恐慌和混亂。在《牛津詞典》將“後真相”確定為2016年的年度熱詞之後,這一現象對於全球政治和輿論生態的影響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從歷史上看,人類其實一直生活在後真相主導的時代:在信息稀缺的時代容易被矇蔽,而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只相信符合自己價值觀的事實。數字媒體帶來的海量信息遠遠超過普通人的認知能力,這就使得介於真相與謊言之間對事實的“模糊性表述”大行其道,帶有顯著的傾向和立場,極易引發大規模擴散,甚至挑起社會撕裂和衝突。
此次疫情中,有專家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新冠病毒有可能通過氣溶膠傳播,這一對於病毒傳播途徑的學術分析迅速被一些自媒體和微博賬號冠以“新冠病毒也可依靠空氣傳播”的標題加以擴散,在疫情狀況尚未明朗的背景下引發了一定的恐慌情緒。不少人因此不敢開窗通風,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風險。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氣溶膠這樣複雜深奧的學術概念難以理解,但“空氣傳播”這樣通俗易懂且聳人聽聞的信息則很容易引起關注和擴散。這説明社交媒體時代,任何信息都可能被“誤讀”和“轉譯”,被包裝成為亦真亦假的“後真相”,激發受眾的情緒共鳴並推動具有誤導性的信息大規模傳播。
其次,危機傳播中的“後權威”轉向,表現為危機中權威的消解和觀點的多元化。危機傳播在社交媒體時代對公眾的賦權,推動了輿論場上以多元意見領袖為主體的“後權威”崛起。意見領袖能將事實情感有機結合,從而引導社交平台上的議題和情感走向,他們不僅能夠將信息和情感迅速傳導到數量龐大的粉絲羣體中,還可以藉助後者的分享實現“二次傳播”。因此,危機傳播中的輿論環境將不再是官方或者少數主流媒體的“獨唱”,而是夾雜着自媒體人、營銷號、社交媒體用户在內的一場“眾聲喧譁”。原本應當是基於事實的理性爭論,演變成為社交媒體上基於政治立場的“怒懟”,多元觀點在數字媒體上的衝突、爭論甚至攻擊和謾罵。在媒體如此發達的今天,權威信息和觀點的缺失加劇了人們的無助感,也不利於社會團結和共識凝聚。
第三,危機傳播中的“後情感”轉向,表現為危機中“數字迷因”的興起以及由此帶來的情感宣泄式表達。數字媒體時代,用户的情感表達更加豐富,平台和算法的驅動使得相近的立場傾向產生了強大的聚合效應。在危機爆發時,公眾訴諸數字平台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這種獨特的情感聚合和支撐作用。一項研究表明,社交網絡平台上的表達和分享往往是以驚訝、傷心、恐懼、厭惡和憤怒等負面情感為主導,用户會利用以“表情包”為代表的迷因將情感表達隱藏在戲謔化符號中,軟化激烈的情感宣泄,同時包含着使用者的選擇傾向與意義賦予。因此通過對數字媒體平台和數字迷因把握公眾在危機中情感變化,對於危機應對和新聞發佈策略都有着重要的意義。
從總體來看,數字媒體傳播經歷的是“迷因→個人→社交網絡→社會→地理/技術空間”的擴散過程,數字迷因作為融入人類主觀情感和文化背景的表徵符碼,已成為主導線上和線下傳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有效地掌握和疏導數字化的“後情感”,是數字媒體時代危機傳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面對“後真相”“後權威”和“後情感”為表徵的危機傳播,我們需要進一步結合時情,靈活應對。一是要完善危機期間輿情全方位監測機制,針對社交平台和算法網絡上具有顯著性和相關性的“熱點”“痛點”“爆點”“槽點”和公眾的情緒變化,開展即時監測並制定相應發佈預案;二是要秉持“策略性公開”的原則,採用“掰開揉碎”的策略“喂新聞”,儘可能做到“時時有信息”,適應智媒時代碎片化傳播的特點,牢牢把握輿情的話語權和主導權;三是要根據“時度效”原則加強議題管理,避免由於議題的“泛社會化”“泛道德化”而引發“次生輿情”;四是要追求有温度、有建設性的故事,將事實説明與情感引導有機結合,貫徹差異化、精細化傳播的策略,區分對象、精準施策;五是要以政府部門的權威發佈為主,同時認識到輿論空間的多元和複雜性,尊重算法推送的原則和規律,打造上下回應、優勢互補、合縱連橫的立體化傳播矩陣,強化政府新聞發佈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作者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