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釗軼：直面外部勢力挑撥，續寫中非友好

隨着新冠疫情在非洲的蔓延，多個國家相繼推出封禁法令和防控措施，非洲人民對網絡社交媒體平台的需求相應加大。由於在非洲處於壟斷地位的社交媒體網絡均為西方資本所壟斷和掌控，電視頻道也多直接轉播或採信西方媒體發佈的信息，一些針對中國的負面新聞和評論開始在非洲媒體和社交平台推送上出現。

其中，既有對新冠病毒來源的陰謀論、基於意識形態的制度論、“疫情隱瞞論”等，還有所謂 “對非戰略機會論”，甚至把當前疫情中中國對非援助也曲解成了 “彌補責任”和 “進一步控制”非洲。這些洗腦式的宣傳帶有明顯的拉仇恨、帶節奏目的，其內容和指向都遠遠超出了公共衞生範疇。需要依託更深層次的歷史和現實因素去認識。

中非友誼源遠流長，然而隨着非洲一些國家內部政治環境迭代以及多重社會文化變遷，在許多非洲國家人民眼中，中國對非洲的現實影響更多地可以回溯至過去20年間頻繁的經濟聯繫。而這樣的經濟聯繫並不能完全等同於政治聯繫和民間文化認同。尤其是在受西方影響較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面對西方輿論對中國在非洲“資源掠奪”“商品傾銷”“打擊本土製造業”“捆綁式貸款”“新殖民主義”等抹黑，由於自身國情原因，這些國家有時是難以進行有效輿論引導的。

西方輿論在宣傳層面常常保持着高度一致，且以言論自由為藉口放大隨意性，當一種信息從多種層面、不同機構和口徑同時輸出時，就更容易造成“謊話説一百遍就變成了真理”的結果。這樣的情況在本次疫情中被進一步放大和利用了。

這使得中國在非洲要面對西方輿論所發起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由於語言障礙、信息傳播不暢等原因，中國在非洲的發聲機構面對的是在別人的平台上用別人的語言、別人的規則、玩別人的遊戲的局面。從話題度上來説，那些對於中國而言最需要關注度的頻道恰恰是最缺乏流量支持和創作驅動力的。而目前為中國在非利益發聲的主要羣體僅為少數在非工作、生活，並擁有足夠語言能力的海外華人華僑。相較龐大的西方主流媒體，支持中國的隻言片語很容易就被“淹沒在滾滾洪流之中了”。

要扭轉局面，中國需積極有為。第一，非洲國家政府的對華態度和政策隨着國際局勢不斷變化，一些國家內部利益陣營交錯，海外派和本土派、守成派和少壯派，以及各種族和社會階層之間存在割裂。這些分歧力量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處於博弈中。即便有個別國家對華態度出現變化，出於各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綜合考量及新興商業實用主義的重新崛起，政府最終也會在言論上緩和和靠近與中國的關係。

第二，即使是在西方輿論的不斷挑動下，非洲也不存在“反華”潮，更多的是一種情緒。非洲一些國家原本就承受着由歷史沉積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負擔，在即將到來的“解封”之後，人們的注意力會放在如何儘管復工復產和緩解民生壓力之上，對中國負面話題的關注度將迅速下落。

第三，在疫情中，東非西非都出現了一些政客利用疫情投機的現象。但非洲人民整體上的善良和淳樸並未改變，他們基於樸素價值的好惡判斷和情緒是受到了外界誤導才誘發的。未來中國在非洲輿論中的話語權之爭更應將普通民眾的“心理痛點”納入到考量中，才更符合中非友好的需要。

第四，此次疫情已經讓中非雙邊研究院、智庫、民間組織和機構認識到，中非交流不能只靠温文爾雅的研討會、博覽會。單純的學院派研究在洶湧的國際輿論場裏並不能有效保護中非友好。中國的智庫機構需要帶着自信和明確的目標、更具前瞻性的規劃，以及長期的行動方案走進非洲。無論是科技交流、商務對接、經濟拓展還是醫療互助，都在對應的領域動員當地參與者力量，把國際傳播和社會公關更深入地推廣開來，把我們為非洲人民做的實實在在的事結結實實地傳播開來。

第五，此次疫情中，凸顯引導中非雙邊青年交流的重要性。一方面，我們中國的年輕人需要明確非洲對中國整體發展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中國人的愛國情緒與對非洲各國和人民的尊重是統一的。另一方面，非洲當下的青年羣體就是未來的領導者，中非交流應該針對這個羣體做出更多努力。中國可以向非洲年輕人展示的不僅是強大與富裕，中國當下仍然有很多可以與非洲共情的地方。在扶貧、就業和發展上，中非面對共同的挑戰，可以共同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在接地氣的實際工作中，把中非友誼延續下去。（作者是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南非分院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