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巖：疫情後，各國“整軍備戰”會加劇嗎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日前發佈的年度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軍費開支呈現10年來最大增幅，世界各國軍費總支出超過1.9萬億美元，創下冷戰結束以來新高。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對全世界和人類社會產生深刻影響，這場疫情會否改變國際社會的這種“整軍備戰”傾向和軍備競賽衝動，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

過去十餘年全球軍費開支保持總體上升態勢，存在兩個基本邏輯。一個邏輯是國家之間的傳統安全競爭不斷加劇，逐漸主導了國際安全形勢的演變。冷戰結束之後，國家之間的安全競爭並未大幅消退，各類非傳統安全問題，例如氣候變化、核安全、網絡安全、恐怖主義等，雖然成為新的安全關切，但顯然無法主導國際安全態勢。

2001年“9·11”事件對國際安全態勢的影響，也很快隨着美國對外戰略的轉向而讓位於傳統安全競爭。小布什政府“先發制人”的黷武傾向、奧巴馬政府推動“亞太再平衡”的戰略佈局、本屆美國政府上台後以“大國競爭”為牽引的安全戰略，加之各類資源之爭、發展空間之爭引發的安全熱點與軍事衝突，牽引了國際安全形勢的演變，塑造了各國聚焦傳統安全的戰略取向。在這種背景下，基於確保國家生存的基本起點，“整軍備戰”成為各國戰略設計的基本傾向。

另一個邏輯是主要國家經濟的總體增長態勢，為軍費投入提供了基本財政支撐。以美國為例，“9·11”事件重新刺激了美國在國防領域的全面再投入，這是建立在“互聯網繁榮”時代經濟積累基礎之上；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十年經濟復甦和增長，保證了這一時期美國軍費的不斷攀升。其他主要國家也大體如此。現代軍備研發部署所需要的巨大資源，沒有強大的經濟支撐很難長期持續。

這次疫情會如何影響“整軍備戰”，也可以從這兩個邏輯的潛在變化中進行觀察。首先，疫情可能會加劇國家間的競爭局面，強化各國“整軍備戰”需求。面對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這一“看不見的敵人”，因為少數西方國家“甩鍋”和推卸責任之舉，國際社會基於共同利益進行政策協調、相互協助的局面並未及時出現，國際組織也因某些大國的自私之舉而無法發揮應有作用。更令人憂慮的是，疫情充分暴露了各國發展模式、治理方式、戰略思維、基本國情等方面的巨大差異，這些差異與近年來不斷髮酵的民族主義、民粹思潮相互疊加，對國際社會的疫情防控、乃至整個國際運行體系構成了重大沖擊。

同時，儘管疫情的潛在影響尚未全面展現，但由此催化的“百年變局”成為國際戰略界較為普遍的認識，圍繞資源、產業鏈、發展空間、地緣等的爭奪大概率會更為激烈。基辛格認為，疫情將永久性地改變現有國際體系、力量平衡和世界秩序，人類歷史將分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後”。從目前各國圍繞疫情防控的互動情況看，國家間競爭加劇很可能成為“2020年之後”世界的底色之一。因此，從國家間競爭的邏輯看，疫情將更加凸顯各國對於生存問題的關注，可能加劇各國“整軍備戰”的既有趨勢。

其次，疫情導致的經濟蕭條，又可能極大制約各國在軍事領域的投入。目前看來，疫情大概率會引發普遍性的經濟衰退，甚至會引發新的持續多年的“大蕭條”,相關影響將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這一局面將極大破壞各國保持軍事投入的財政基礎。同時，各國面臨愈發嚴重的財政窘迫局面，也將不得不重新權衡軍事與非軍事領域的財政投入，重新評估“國家安全”的定義，引發對於傳統安全競爭主導國際安全態勢之利弊的新思考。就此而言，這次疫情可能有助於各國重新衡量軍費投入的成效、費效比問題，迫使各國剋制“整軍備戰”衝動。

基於上述分析，這次疫情對於“整軍備戰”傾向的潛在影響目前尚難定論。安全需求的進一步上升，伴隨財政支撐的極大弱化，將使各國決策者面臨全新挑戰。

疫情對“整軍備戰”的影響，更應置於國際安全的宏觀視角、國際體系的長期變化之下進行觀察。“天下大勢，治亂相替而已”。疫情引發的國際體系“大亂”能否走向新的人類社會“大治”，這一問題根本上仍然取決於各國的戰略選擇。最近幾年，我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使之成為中國的外交理念；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思想，系統闡述11種安全，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發展和安全。當前全球仍處於抗疫的艱難時刻，人類面臨新的存亡與興衰考驗。“人類命運共同體”“總體國家安全觀”等中國理念的啓示意義更加凸顯，理應對各國安全思維產生觸動，從而在根本上解決“整軍備戰”及其帶來的負面效應。（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