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剛：日本對華思維“感染”消極因素

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合作和抗疫守望相助方面，中日兩國從政界到經濟界，從企業到民間的多層次互動，深化了官產學研各界的熱情與合作。與此同時，肆虐的疫情也暴露出中日在制度、經濟實力、產業安全、國際平衡能力等方面的不同認知、訴求與做法，促使日本在適應疫情常態化走勢和中美博弈加大背景下，不斷修正對華合作戰略，其中既有與時俱進的合理思維，也伴生潛滋暗長的消極因素，其中有三大變化趨勢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一是收縮對華外向化佈局，鼓勵產業安全的內向迴歸。疫情讓日本政府及經濟界開始認識到，在重大突發事件衝擊下經濟安全、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的重要性，開始重新審視過分依賴對華產業格局的利弊。主張儘快收縮外向型佈局，有序放慢對華開放節奏的聲音加大。所不同的是有些已潛移默化地體現在決策中，有些還在路上。日本首相安倍在今年3月的未來投資戰略會上，就釋放了希望具有高新技術和專利的企業迴流國內的信號，4月日本政府還專門安排了支持在華企業回遷國內的2200億日元預算。疫情下，歐美日同聲唱起“經濟被‘卡脖子’後果不堪設想”的悲歌也是顯而易見的撤資暗示。雖然政府不能完全決定在華日企的意願，但素以“企業護航船隊”著稱的日本政府總是有讓企業跟着走的各種辦法。 

二是重塑保守性區域協調，確立本國優先的經貿合作。強化區域協調一直是日本推進國際化，堅持多邊化，擴大自由貿易區域的重要做法，日本也是亞太區域內提出開創性的區域通商合作設想最多的國家，已簽署的CPTPP、正在推進的RCEP自不待言，中日韓FTA也有日本積極推動的影子。但疫情演變至今，日本出現了區域協調趨於保守，招商引資鞏固產業安全，主張經貿利益本國優先的聲音。最近爆出日本經濟產業省希望通過吸引英特爾、台積電等入駐國內，進而吸引本國半導體核心和關鍵配件企業配套迴流的信息，也驗證了日本未來在對華區域開放與協調上，會強化防止尖端企業被收購和併購，加大填補國內產業空洞化，強化在華日企服務國內佈局的保守姿態。當然，日本不會像美國那樣直截了當地標榜本國優先主義，更不會放棄經營了幾十年的在華佈局，依然會繼續推動RCEP及中日韓FTA，但在今後的對華通商談判與合作中，增加有利於本國的前置條件是其對華戰略的應有變化。

三是構建立體多元的投資模式，警惕對華合作的風險因素。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歷程表明，兩國的友好與合作之路不會一帆風順，機遇會一直伴隨挑戰，這也是客觀判斷日本對華戰略的前提。疫情下圍繞國際秩序、全球化格局、制度優勢、實力較量、經濟內循環等變量，既讓日本看到了歐美各國實力的此消彼長，也讓其洞察了中國影響力的不可阻擋。因此，與西方國家聯手渲染“中國援助威脅論”、利用中美博弈間接展示武力，支持台灣“入世”等都折射出其內心的焦慮，也説明對華合作風險因素已引發日本戰略層面的思考與警惕，將促使日本通過增加在東南亞、南亞等區域的投資，形成本國、在華與其他區域三位一體佈局，為未來可能掀起的“去中國化”積澱路徑。日本明白，自己無需充當出頭的椽子，短期也做不到“去中國化”，靜觀其變，先從外圍做起，或許是理性和現實的選擇。（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