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抗疫成功，中國人民更信任自己的領導人
【本文英文原文5月14日發表於美國《外交政策》網站，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中文版】
如今的上海，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正逐步恢復正常。餐廳和酒吧已經恢復營業，我和我的同事們也回到了公司辦公。唯一和以往不同的是，我們走進公共場所都需要測量體温。
我投資了哈囉單車（中國最大的共享單車公司），在他們的業務數據中瞭解到，單車使用量已經恢復到了疫情之前的七成。在中國各地，疫情的陰霾正在逐漸消散。而就在一個多月前，全國民眾還生活在疫情永不消散的噩夢中。疫情就此結束，是此時每一箇中國人最強烈的願望。
在這個重要轉折時刻，我想分享一下我所感受到的，關於中國政府與社會的五點體會。
中國人民信賴他們的政治制度
全球最大的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發佈的《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指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指數高達82，在所有被調查的國家中位居榜首。而根據皮尤（Pew）研究中心的調查，超過80%的中國人對國家的前進方向表示滿意。
然而，無論在國際主流媒體還是日常討論中，卻鮮有人提及這些事實。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認為是由於西方人對中國現實情況的理解一直受到自由主義敍事的左右，這一敍事將中國描述為“威權主義政黨國家”，在本質上不可能贏得公眾真正的信任。人們在先入為主的心態左右下，完全不關注各種民調數據所顯示的結果：中國人民信賴他們的政治制度。
對於關注中國的人們來説，文化與制度差異客觀存在，缺乏超越意識形態的對比環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誤解。
然而現在，在大自然力量的磅礴衝擊之下，人們終於有機會一窺真相。
1月23日，中國政府決定對武漢實施“封城”，這一措施隨後擴展到整個湖北省，覆蓋人口達5600萬，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檢疫隔離行動。兩天後，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級行政區都啓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超過7.6億城市居民被要求居家隔離，非必要情況外不得外出，在公共場合必須佩戴口罩。大部分村莊也被封閉起來。當時全國報告的感染病例共571例，死亡17例——以現在的眼光看，那時感染和死亡人數還處於相當低的水平。
除夕夜，武漢市漢秀劇場外牆打出“武漢加油”字樣（圖自：新華社）
這些防疫措施的力度和廣度驚動了舉國上下。在2000萬人口的上海，往常車水馬龍的街道一夜之間變得空空蕩蕩，行人與汽車都不見了蹤影。起初我認為這種局面只會持續一兩週，然而時間一天天過去，防疫措施卻沒有鬆動的跡象。人們繼續呆在家裏，街上仍然空空蕩蕩。
數億人及時響應，自覺地全面貫徹政府的防疫措施，這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我個人也始料不及。來過中國的人都會發現，在街頭執法的中國警察沒有配槍，處理非惡性違法行為時很少採取強制暴力措施。因此中國人往往“不拘小節”，甚至會為一張交通罰單和警察爭論不休，這在一些其他國家是不敢想象的情景。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此次疫情期間，人們面對持續如此之久的大規模封城和隔離措施，能做到貫徹始終，除了高度信任政府的忠告並自覺服從指揮，沒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釋。
當然這也是出於自我保護，畢竟沒人願意得病。但如果我們拿其他國家來對比，會發現有些地方，大批年輕人在疫情初期公然違抗政府禁令和警告，聚集在海灘和夜店；還有一些地方，甚至至今仍要出動警察來採取強制措施。顯然，光靠人的自利性是遠遠不夠的，只有人民高度信任他們的政府提供保障的能力和專業性，才能達到這種服從程度。
在與民眾的溝通上，政府也不遺餘力，每天都會通過各大媒體公佈官方疫情數據，這包括全國數據和各省市數據。每時每刻，電視上都會有專家詳細介紹病毒的特性，以及國家不斷調整的應對措施。每一份報紙都在宣傳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也就是説，民眾對國家的信任建立在信息暢通的基礎上，而不是盲目服從。
中國的民間社會生機勃勃
如果2月初的時候你宅在家忙於刷社交媒體，很可能得出與事實截然相反的結論。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文革”以來最大的創傷，公眾的憤怒情緒高漲。人們看到，當年“非典”爆發後所建立的疫情信息通報制度在這次新冠疫情初期近乎失效，很多人因此推測是地方官員向上級“報喜不報憂”，以至於延誤了最佳防治時機，認為這暴露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問題。這種強烈情緒在武漢醫生李文亮被病毒奪去生命之後到達了沸點。這名曾於去年12月在工作夥伴的微信羣中對冠狀病毒發出危險預警的醫生，在被當地警察“訓誡”後，在工作中因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而殉職。如果這是你看到的全部情況，那就很可能得出結論，認為中國遭遇了“切爾諾貝利時刻”甚至即將迎來它的“阿拉伯之春”（有些人確實已經提出了這樣的説法）。然而，在事實面前，這些假設被證明是建立在不完整信息基礎上做出的誤判。
當中央政府為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疫行動發起總動員時，全國民眾的力量凝聚到了一起。50萬名志願者奔赴湖北抗疫前線，冒着健康和生命危險開展醫護、檢疫和後勤工作。全國有200多萬名公民註冊並擔任志願者。他們鼓舞人心的故事和影像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刷屏。儘管許多咖啡館和餐廳的生意蒙受了慘重損失，卻仍然向志願者提供免費食品和飲料。一張武漢社區工作人員的照片在網絡上廣為流傳，他從頭到腳掛滿了幾十個藥包，要派送到各家各户。全國幾乎所有居民小區都設置了24小時無休的檢查崗，由志願者和保安負責控制人員出入並測量體温。許多社區還組織志願者登門看望老年人等薄弱人羣，為他們解決生活問題。想象一下，在這個14億人的國家裏，每條街道、每個社區、每個村莊都在同時上演同樣的一幕！
下沉到社區的武漢市園林局職工楊麗青在調試播放防疫事項的喇叭（圖自：新華社）
正是由於政府與民間力量相互信任、合力抗疫，並及時採取大量細緻有效的措施，糾正了疫情爆發最初的混亂，確保能觸達到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才讓人民迅速恢復了信心。
與此同時，政府和各社會機構在互聯網上發佈了大量信息，通報疫情和冠狀病毒的特性。公眾大規模地通過社交媒體參與討論，促進了信息的傳播。現在，西方頂尖專家和權威人士在CNN、BBC等國際電視節目裏談論病毒在硬表面上或以氣溶膠形式存活時間等各類防疫問題，但早在2月，這些就已是億萬中國網民的熱搜話題。
政府自上而下地呼籲以“人民戰爭”戰勝流行病。在民眾的響應下，中國的確打了一場自下而上的人民戰爭。過去，我或多或少地默認了許多政治思想家的一個普遍假設，即中國民間社會力量薄弱，因為在所謂的“威權主義政黨國家”無法蓬勃發展。但現在我終於認識到，這一假設建立在自由主義對民間社會的定義基礎上，將民間社會與國家割裂看待甚至放在對立面上。然而，如果我們按照民間社會的古典概念，即亞里士多德定義的“政治共同體”（κοινωνίαπολιτική）來看待疫情期間的中國民間社會，它並不具有與國家割裂的必然特徵，全民參與抗疫所取得的成效表明，中國的民間社會充滿活力。
在中國，市場之上有國家
在中國乃至許多國家，市場與國家的關係是一個讓人爭論不休的話題，似乎必須在“國進民退”和“國退民進”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如果非要這樣考慮問題，那麼可以説在此次疫情當中，國家大獲全勝。除了最頑固的新自由主義者以外，每個人都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在強化市場角色的同時維持和擴充了國家能力，才免於遭受難以想象的災難，否則數十萬乃至數百萬條生命可能就此消逝。
1月下旬防疫戰爭剛剛打響之際，國家便迅速地行動了起來，中央政府協調全國醫療資源快速向湖北集中。截至2月15日，包含2.5萬餘名醫務人員的217支醫療隊，先後從全國各地奔赴湖北，帶去了最好的設備和物資。在中央政府的協調下，近2萬台呼吸機被運往湖北，使得疫情中心總體上沒有出現呼吸機短缺的情況。
武漢在十天之內建成了擁有1000張病牀的方艙醫院。緊接着，湖北省各地修建了16所方艙醫院，病牀數量達1萬3000張。這些都是借用會議中心等現有建築搭建的臨時醫院，用於輕症患者的隔離收治。大型國企中石化是工業口罩的上游原材料生產商，公司花了35天時間重新設計和調整生產線，擴大醫用口罩產能。汽車製造商也改造裝配線用於大批量生產口罩和其他醫療用品。口罩的日產量從1月份的2000萬增加到2月下旬的1.16億。
這些事都是誰做的呢？從全國各地派往湖北的醫護人員大多是國有醫院的公職人員，醫院建築商和大部分口罩的生產商都是國有企業。
1月30日，火神山醫院建設工地（圖自：新華社）
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整個行動的協調程度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每週甚至每天，中央政府都從北京向各省發佈新的措施。各省政府接到指令後，有一定的調整餘地使其適應當地情況。然後，各省也以同樣的方式對所屬市縣各級政府下達指令。反過來，自下而上的渠道也保持暢通。地方政府將調查結果和建議呈遞給北京。例如，建造方艙醫院的想法是一個專家團隊提出的，他們在實地研究武漢情況後發現，大型醫院無法解決大量輕症患者交叉傳染的問題。他們把研究結果和修建方艙醫院的提案送到北京，24小時內便得到了批示並開始落實。
國家還迅速採取行動減輕危機對經濟的衝擊，例如向企業提供直接補貼，特別是幫助中小企業不要解僱職工，而是繼續發放最低工資並繳納醫保。在各地政府倡導下，國有企業物業紛紛減免了承租商鋪、廠房、寫字樓的租金。
黨旗高高飄揚
在這場危機中，三個過去相對默默無聞的人脱穎而出、譽滿全國。在疫情初期發出警告的李文亮醫生，他最終在工作崗位上不幸染病去世。國家公共衞生權威鍾南山醫生，他與美國的安東尼•福奇醫生類似，是抗疫戰鬥的領軍人物。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的張文宏醫生。儘管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地區，甚至不是同一代人，但卻有兩個共同點。首先，他們都是醫生。第二，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員。
在這場病毒造成的苦難當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是戰鬥在抗疫最前線的核心力量。張文宏醫生所在的醫院距離我家只有兩條街。他的一段講話被人拍下來傳到網上，獲得了巨大關注。在視頻中，他講到了上海醫療救治組的組織工作時洪亮有力地説道：“讓黨員先上，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疫情期間，中國互聯網上每天都流傳着這樣的影像：一批批黨員志願者奔赴武漢之前，面對黨旗宣誓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他人的生命。在抗疫前線殉職的496名醫護人員、公職人員和志願者當中，有328名是黨員。黨旗高高飄揚，這是用生命換來的輝煌。
中國沒有“壞皇帝”
多年前，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發明了一個術語，叫做“壞皇帝問題”。這個詞是為了從理論上闡述，在他定義的威權政治體制裏，儘管可能出現好的統治者，但卻沒有辦法防止壞的統治者獲得權力並破壞國家。而西方一直視中國為威權政治體制，也因此習慣性地將中國領導人看作皇帝。此文不是辯論該理論是對是錯的場合，但是有一件事在我心目中已經無可置疑：中國不是威權政治體制，也沒有皇帝，只有需要為這個國家的前途擔負責任的決策者。
1月28日，習近平會見了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並借這個機會告訴全體國民，抗擊疫情的行動由他直接負責。在那個時候，中國民眾幾乎前所未有地覺得未來如此黯淡，充滿不確定性，作為領袖所必須承擔的巨大風險與壓力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機會主義和臨陣退縮從來不符合這位領袖人物的稟性。武漢乃至湖北大規模封城的決定會造成巨大而難以預測的後果，而這個決定想必只有他一個人能定奪，所有後果也只有他一個人來承擔。現在看來，這個決定拯救了整個國家。他主持了多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發佈政策指令並公諸於眾；他戴着口罩出現在電視上，還面向17萬名一線政府官員和志願者召開電視電話會議。這些做法過去是沒有先例的。他在全中國民眾面前親自領導了這場“人民戰爭”。
3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赴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在火神山醫院指揮中心連線感染科病房（圖自：新華社）
新中國的任何一代領導人，都會受到很多的質疑和詆譭，有些來自國內，但更多來自國外，習近平也不例外。毫無疑問，在日趨複雜的國際環境裏，這些攻擊不會消停。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府指責他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壓制媒體和政治異見，以及對新疆的穆斯林實施有爭議的政策。一些國內的反對者則對中央政府最近的一系列集權舉措表示不滿。然而在我相識的人中，無論是商界人士、政治評論員，甚至是那些很尖鋭的反對者，都對他在這次幾十年不遇的重大危機中所展現出的領導力表示認可。我相信，在這場疫情過後，他在中國普通民眾中的威望將會達到新高。
習近平的領導提高了政府整體在民眾當中的信譽度。顯然，地方政府在疫情早期階段犯下了錯誤，導致響應行動有所延遲。當時，社會上許多人感到憤怒，特別是在得知發出預警的人被禁言之後，怨氣更加強烈。但要知道，中國當時對新冠病毒知之甚少，一時間措手不及很正常。現在，中國民眾駭然發現即使數月來14億中國人連續不斷地“吹哨”——甚至可以説是“拉響警報”——大聲疾呼世界警惕新冠肺炎的危險性，可許多國家政府治理體系仍然在疫情面前接近崩潰，才開始認真思考應對疫情的決策複雜性。
中國在此重要關頭，有習近平這樣的領袖可謂國之幸事。我藉此機會吐槽一下福山教授的理論，回他一句：中國只有偉大的決策者，沒有“壞皇帝”！
對我個人而言，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樣，新冠病毒疫情無疑是我人生中迄今為止經歷的最大變局。作為一名商人和政治學學生，疫情當然對我的生活造成了非同小可的影響；但對我最大的衝擊莫過於一個當父親的情感。我的子女就讀於上海的公立學校。1月27日，上海宣佈推遲原定於2月的春季開學日期。孩子們自然興高采烈。但他們的欣喜並沒有持續太久。大約兩週後，上海市教育局下令學校復課，僅比原計劃晚了十多天，只不過改用網絡方式教學。他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全部課程的改造使之與網絡學習模式相適應。
從那一天起，網課每天上午8點開課，下午4點下課。語文、數學、物理、英語，各種課程有條不紊地進行，除了被搬上電腦屏幕，和平日沒有區別。每天晚上孩子們交作業，把練習簿拍了照上傳至網課系統。第二天早上，老師把批閲之後的作業發下來，要求學生訂正錯誤。孩子待在家裏挺好的，只不過就是工作量太大，我們這些當父母的被搞得焦頭爛額。
3月19日早上，按照過去兩個月來養成的習慣，我一醒來就拿手機查看前一天的疫情數據。我看到：全國確診病例：80,928，死亡病例：3,245，新增本土確診病例：0！
我衝下樓去給孩子們通報好消息。當我走進餐廳，也就是他們的臨時教室時，屋裏忽然響起了國歌的前奏，我看到孩子們身穿全套校服肅立在電腦屏幕前，正在每天的升旗儀式中行注目禮。
我戛然止步，愴然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