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奇芳：中國與東盟經貿劃出美麗弧線

根據海關總署統計，今年前4個月，東盟反超歐盟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雖有疫情影響，東盟在我國對外經濟合作中的地位持續上升，雙方經濟依存更加緊密。但有些外媒仍片面解讀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疫情蔓延對全球供應鏈佈局的衝擊和影響，把近年來一定程度上的外資向東南亞轉移誇大成中國與東盟經濟競爭加劇，甚至提出東南亞某某國家將“代替中國”。

實際上，只要將這一現象放在全球價值鏈和東亞生產網絡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下分析，就會發現這些媒體的結論有多武斷。

首先，東盟經貿地位上升是東亞生產網絡緊密化的體現。以上世紀中後期形成的“雁行模式”為基礎，進入21世紀後，東亞的區域分工結構不斷深刻化和複雜化，逐漸形成一個成熟的生產網絡。與之相伴的是東亞經濟體之間貿易形式的巨大變化，主要體現為產業內貿易和區域內貿易的迅速發展。到2004年，產業內貿易在東亞地區貿易總額中佔78%，地區內貿易佔56%。這一趨勢表明東亞生產網絡的勞動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日益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產業體系，在全球價值鏈中則以“東亞生產、歐美消費”的模式與歐盟和北美呈鼎立之勢。

由於世界經濟低迷、中美貿易摩擦和新近的新冠疫情影響，東亞經濟體對歐美出口鋭減。相對而言，地區內貿易受到衝擊較小，在東亞各經濟體貿易總量中的佔比明顯上升。2019年，東盟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4.43萬億元，增長14.1%，幾乎是中國主要貿易伙伴中的最高增幅。中國本就是東盟整體及其大多數成員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如今東盟也上升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這是東亞生產網絡日漸緊密的表現。

其次，一定程度上的外資“轉移”是東亞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結果。被某些外媒誇大解讀的所謂外國投資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早在2012年—2013年就開始了。中國吸引外資數量從之前明顯高於東盟到與其持平，甚至較低。但可以明顯看到的是，這些“轉移”的外資主要投入了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移原因也都非常直接，比如中國的工資等人力成本上漲導致資本收益降低等。與此同時，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性變化，是外國對華投資中的服務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直線提高。

在這一變化背後，既有中國經濟轉型政策的引導，也有東亞生產網絡結構調整的推動。一方面，中國近年來的經濟政策重點在於改變增長方式和改善產業結構，即從出口導向型轉為國內消費型，從勞動和資源密集型轉為人才和技術密集型。另一方面，東亞生產網絡中的生產重心向東南亞轉移，中國則隨着國內科技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升，從低附加值的“中國製造”向高附加值的“中國智造”轉型。

第三，中國消費水平提高是深化與東盟經濟合作的動力。中國工資提高直接推動了東亞生產網絡的結構調整，也給地區和全球經濟帶來更多機遇。中國人口體量巨大，工資收入提高帶來的消費動能是驚人的。進口日用消費品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中國普通民眾的選擇，其中水果等東南亞國家食品更成了熱門。例如，某電商平台4月推出東南亞水果節活動，僅泰國一國的榴蓮、鳳梨等水果銷售額就達上億元。

中國與東盟地理相近，物流便利，經濟互補性強，貿易潛力無限。中國國內強大的消費能力對東盟出口尤其有利，今年第一季度東盟對華出口4519.1億元，增長10.9%，在一眾數據中十分亮眼。在國內經濟政策的有力引導下，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地位將不斷上升，也將逐步成為地區乃至世界的另一大消費中心，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將給東盟等地區夥伴帶來更大機遇和紅利。

所以，外界不能被表象矇蔽雙眼，要從更開闊的視角看待中國-東盟合作以及東亞地區經濟，這裏依然是全球的亮點和希望。(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