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第三世界”面臨疫情“第三波”衝擊

如果説年初中日韓等東亞國家的新冠疫情是第一波，那麼隨後它在美國和歐洲的蔓延和肆虐就是第二波。這兩大塊區域都是世界上經濟發展相對較好、醫療條件相對優良的地區，雖然抗疫過程經歷不同波折，但都被認為有能力克服當前困難，重回相對正常的生活軌道。而最近一段時間國際輿論普遍擔心的是，如果非洲、中南美和南亞、中東等區域國家大規模暴發疫情，這些以往所稱的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可能禁受不住衝擊，面臨極為糟糕的情況，以至導致更為嚴重的全球性負面影響。

全球化內化使欠發達國家更難

因檢測手段、統計效率等方面相對落後，一些亞非拉欠發達國家雖已出現疫情，但究竟擴散到了什麼程度仍然迷霧重重。變為全球疫情擴散第三波的危險，以及防控能力和物資的嚴重不足，加劇了其中不少國家的緊張感，特別是一些非洲國家，已在不斷呼籲外部世界提供更多幫助，包括減免或延緩支付到期對外債務。

欠發達國家面臨的窘境，相當程度上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化有關。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很多國家的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國民經濟”陷於解體，一國內部不同羣體的利益相關性弱化，資本對國家的博弈能力增強，國家對經濟、社會和政治進程的掌控能力則大為削弱。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就很難再將經濟全球化外在化，而會被動將它內在化為自身因素，不得不在全球化風浪中沉浮。

經濟全球化在建構全球性的生產鏈條和貿易體系的同時，也瓦解了不少國家的生產自立和生活用品自助能力，對全球經濟體系高度依賴。當後者因抗疫帶來的“閉關鎖國”而突然斷裂，一些國家的無力感也比往日未加入全球經濟體系時強烈得多，欠發達國家尤其如此。同時，由於經濟發展較為落後、財政保障也遠不如發達國家充裕，要想重新組織本國資源或利用全球資源來化解危機，短時間也難做到。全球化內化加劇了這些國家應對突發危機時的難度，這在當前疫情的全球擴散中一覽無遺。

以往主要由資本的世界流動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中，由於資本並不提供公共物品，加上資本意志對國家意志的消解，被捲入全球化的國家普遍在政治上或輕或重陷入失能，增進國民福利和抵禦危機的能力大為減弱。與此對應，亟需的是全球性的公共服務體系和麪對共同問題時的共同解決機制，包括針對全球和各國的危機處理機制。但在資本驅動的全球化中，這些方面的建構顯然是短缺的，過去一些年流行着的“全球治理”概念，並沒真正轉化或落實為實踐。

構建有責任感的“複線全球化”

隨着疫情全球蔓延，對全球化的悲觀聲音增多，普遍認為以往的那種全球化模式已經走到盡頭，未來需要展開“全球化的重構”。以往由資本驅動的經濟全球化是單線條的，沒考慮到各個國家在解決內部問題及全球性問題時對公共物品的需求，這實際上是有利於少數人的全球化，帶來了包括髮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在內廣泛不同人羣間的利益疏離和政治撕裂，也削弱了各國的自我維護能力和對公共福祉的承諾。

單線條的全球化及其內化中導致的國家失能，不可能以去全球化的方式解決，只能通過調整全球化的演繹路徑來改進，需要在推進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建構共同的國際協調和行動機制，幫助各國尤其欠發達國家改善財政狀況、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豐富應急治理手段。這種升級版的複線全球化是包含危機應對、財政共濟、政治協商等功能和機制在內的多方向的全球化，也是包含人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全球化。多方向展開的全球化和國內國外資源的結合，才有可能化解經濟全球化的單騎突進及其內化給很多國家帶來的政治失能問題。

“複線全球化”也是有責任感的全球化，不能完全以逐利為動機，要在資本的擴張中有機契入面向各國和全球的公共物品供給，使全球化真正有利於各國維護公共秩序、拓展公民福利、促進利益共享。也就是説，在經濟全球化使各國內部事務容易受到外部影響、主權國家自我調節功能被弱化的同時，需要為各國內部問題的外部解決創造途徑。

經濟全球化近些年來表現出越來越多負面性，很大程度是政治意志對資本意志的規制不足造成的，複線版全球化不應只為資本的世界擴張創造條件，也要通過創設一定的全球性機制，為資本在世界擴張中的責任承擔做出規制。缺乏國際中介來監督、評價和約束的資本流動是利潤導向的，“複線全球化”並非不講利潤，但同時也要追求公共利益，防止在資本流動中的公共物品流失和多數人的福利受損。

新冠疫情是人類面對的共同危機，也是反思全球化弊端、升級全球化版本的契機。人類對公共衞生的共同需求，是“複線全球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世衞組織在這次全球抗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效率仍然有限，還需升級和拓展功能，比如對抗疫物資、人員、技術等的全球協調和配置。中國在此過程中也應積極發揮作用，要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等國際經濟合作議程的同時，加入共同的社會、安全等國際合作議程，避免再次落入以往全球化的經濟主義窠臼。(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