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歐洲對華判斷不能靠“敵情報告”

歐盟近來在對華關係上連連發聲，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在歐洲幾家報紙上發表文章稱，中國試圖利用歐盟27個成員國的不同觀點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對歐盟“分而治之”，謀求中國自己版本的“多邊主義”。

先看“分而治之”。擔心被域外大國 “分而治之”就像夢魘一樣始終纏繞着歐盟。正如博雷利所説，“和超級大國打交道對歐盟來説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的確，歐盟就從沒放鬆對俄羅斯和美國的防範。美國毫不掩飾地劃分“新老歐洲”，就是擺明了要保持歐洲不出現一個“共同的電話號碼”的局面。一位美國研究歐盟的專家曾對筆者説，美國只希望歐盟團結到足夠與美國一起行動，但絕不能一起反對美國，尤其要避免德國在歐洲的強大和德法的團結。歐盟對華盛頓的各種分化動作並不陌生，確實是被“分裂”怕了，對近年來自中國不斷增加的存在感到不適，應該也是自然反應。

但歐盟更應看到，並不是每一種來自域外的存在都是分裂歐洲的威脅。17、18世紀，來自中國的瓷器和絲綢曾掀起歐洲宮廷生活的“中國風”，成為歐洲文化的精華，而改革開放以來走入歐洲的中國商品使大眾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中國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身後沒有威武的炮艦。歐洲要看到這一不依靠戰爭也能發展的模式特殊性。歐盟對“17+1”耿耿於懷，將此誤讀為中國企圖“分裂歐洲”，並多方責難。其實，歐盟應積極介入，與各方協調主動推動。一個常識是，對中國與世界而言，一個富強的歐洲會有更多更好的商機，而一個分裂羸弱的歐洲只會帶來危機和災難。目前看，歐盟可能要更努力防範來自內部的分裂力量。

再説多邊主義。博雷利認為，中國和歐盟都主張多邊主義，但雙方有不同的理解，中國推行的是“有選擇的多邊主義”，是“中國優先”的多邊主義，歐盟要注意“字後面的”東西。但他沒有進一步説明歐盟所主張的多邊主義內涵是什麼，更多地強調了與中國在人權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分歧，同時也對華盛頓的表現不以為然。德國外交部長馬斯曾提出過基於意識形態分野的“價值多邊主義”，希望德國能夠就此發揮引領作用，因為歐洲不能再指望由美國領導西方世界去應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挑戰”。看得出，對美國的失望、對中國的焦慮以及對俄羅斯的不安促使歐盟陷入自我定位困境。從邏輯上來講，多邊主義的定位本質上應該是相互的。希望由自己畫幾條線，以此為據界定別人的空間，這是唯我獨尊的霸道和任性，歐盟不應有這樣的定位，不應讓自己始終處於失望、焦慮和不安的境地。

不管從哪種視角觀察，歐洲都可以看到，中國的發展使幾千萬人脱離貧困，過上了有尊嚴的生活；中國民眾萬眾一心，在短時間內遏制住疫情的傳播並有效地復工復產，源源不斷往歐洲運送急需的防疫物資，為本國和世界的經濟發展全力以赴；中國企業和民眾在捐贈物資幫助海外抗疫過程中表現出空前的人道主義關懷，還不得不忍受一些西方媒體對他們所贈物資質量的“污名化”宣傳。看到上述這些，歐盟一些政治人士和媒體還能説，中國在搞“口罩外交”，借幫助歐洲抗疫擴大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嗎？“價值多邊主義”不應該首先是人類基於共同命運的人性和人道的多邊主義嗎？

疫情當前，華盛頓似乎只堅定地做兩件事：堅決不把重心放到國內抗疫上來，堅持不斷地製造和推銷污名化中國的“追責索賠論”。一些政客的言論歇斯底里，讓人聯想起中世紀歐洲黑死病時期瘋狂嫁禍猶太人的野蠻，那是藉着宗教的聖名犯下的非人性歷史罪惡。疫情越嚴重，美國一些人就越是糾纏“追責論”，並向歐盟施壓，以期共同對付中國。也的確有些人跟着美國走，但從中世紀走出來的歐洲清楚那段荒誕而殘酷的歷史，主流力量還是看得清華盛頓的嫁禍用心。在華盛頓向世衞組織發難和斷供的時刻，歐洲堅定不移地表達了對這個組織的支持，並譴責華盛頓的行為，理智依然在塑造着中歐關係。人們也注意到，歐盟在推動國際社會對此次疫情開展調查。對新冠疫情進行科學、全面的調查，以使各國更及時有效地應對未來還有可能發生的大規模流行病，是符合全人類利益的。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賽18日在世界衞生大會上表示，制止疫情傳播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團結”，他將在“恰當時刻”儘早推進由世衞組織領導的獨立和全面的調查，以總結經驗和教訓，並提出建議，改善各國和全球對新冠大流行的防範與應對。調查結果要真正全面，“必須真誠地囊括各方的回應”。

建議歐盟的政治人物對中國多一些瞭解，而不是僅僅聽閲有關來自中國威脅或潛在威脅的“敵情報告”，尤其是當這些報告轉自華盛頓時。本屆美國政府在推銷他人“壞消息”和挖牆腳拆台方面登峯造極的表現，歐盟也一再領教夠了。也建議歐盟的智庫專家們對中國及中歐關係多一些全面瞭解，不要沉迷於“壞”“較壞”和“最壞”的場景推演中，一驚一乍地嚇唬政治家和民眾。更建議中歐間多一些紮實系統的思想和信息交流，雙方對彼此的瞭解程度已經滯後於經濟和社會的互動需求，也難以為政治決策提供建設性的選項。在美國大步退出全球責任之時，為着人類的持久生存與福祉考慮，中歐肩負着更大的責任，更密切、深入和全面地開展合作，高高舉起可持續和人道的多邊主義大旗，給和平的理想一個歷史的機會。（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