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經院兩會筆談】董志勇：韌性的中國經濟應避免強刺激政策

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從某種意義上説，是一場別開生面的大考，不留備考時間，也無陪考人員，我們每個人都是趕考人。但是疫情讓世界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令人尊敬的中國，有速度、有效率、有力量、有能力戰勝疫情的中國。“千里不辭行路遠，時光早晚到天涯”，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更加期待兩會的召開，這種特殊背景下的全國兩會意義更加重大。

有些研究團隊的“預測模型”很不嚴肅。其實直到現在，我仍然覺得判斷和“預測”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為時尚早。疫情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大小取決於：疫情持續時間範圍、政策對沖力度和政策成本。這並非單純的經濟學問題，也是醫學和社會學問題。

此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大，特別是短期影響很深刻。但是我個人認為，短期不應低估、長期不宜高估。疫情是外生性、突發性、暫時性事件，其影響雖然會作用於許多方面，但不會引起趨勢性偏離和系統性偏離。疫情沒有改變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疫情也沒有改變貨幣寬鬆的方向，同樣，疫情也沒有改變資產配置的方向。從長期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發展的基本趨勢不會改變。

克強總理在今天上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疫情期間“我國經濟表現出堅強韌性和巨大潛能。”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一直按照自己獨特且前所未有的方式，不斷積累一個大國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各類物質、智力、精神、組織和制度資源，這就是我説的中國經濟具有“韌性”的根本原因。“千里萬里春草色，黃河東流流不息。”疫情不會中斷和阻止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如果我們不把握住這個長期趨勢，就會對疫情給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做出戰略性誤判。

非常時期採取的非常政策，是正確的非常之舉。事實上，我們在很多方面已經形成了共識：

----在貨幣政策方面，要適當降息降準，引導實際利率下行。這是“改革式、市場化、結構性”的降息降準。要疏通利率傳導機制，改善流動性分層。當前的降息是新型降息，力度節奏都和以往有所不同。

----財政短期有困境，但是國債、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均需擴大。要落實消費税逐步下劃地方，增加國企利潤上繳。基建投資隨人走，尤其要轉向對人的投資。優化減税降費方式，從當前主要針對增值税的減税格局，轉為降低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税税率，提升企業獲得感，真正讓企業和老百姓得實惠。我此前曾多次呼籲，像取消農業税改革一樣，大力減免甚至減除小微企業的税收，讓它們得以減負和發展。今天的政府工作報告裏面明確“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户所得税繳納一律延緩到明年。”這是非常好的政策舉措。

但是，我一再強調，韌性的中國經濟不宜實施強刺激政策！就我國當前的情況來説，實行強刺激政策明顯弊大於利。

----經濟下行並不一定是壞事，這也是市場的自我調整和修復，是強制性地擠出泡沫、淘汰落後產能、刺激創新。正如克強總理所説的那樣：“這是必須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價。”我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顯然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強刺激政策不僅不利於結構調整，而且會妨礙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

----強刺激貨幣擴張造成的直接後果是通貨膨脹、貨幣貶值。資本的價格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市場價格，不應隨意干預。財政赤字貨幣化也會造成居民儲蓄財富蒸發、擠出私人投資等嚴重後果。要防止所謂的“新基建”造成新一輪的擠出效應，造成新一輪“國進民退”。

----政策是有時滯的。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曾經説過，在經濟領域，一個行動、一種習慣、一項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會產生不止一種效果，而是會帶來一系列後果，有些是當時能看到的，而有些則得過一段時間才能表現出來。防止目前的強刺激政策，造成將來更嚴重的產能過剩，緊接着是再一輪減速和失業。

----要謹慎防止對金融、資本市場的過度干預。因為疫情是典型的外生衝擊，這一期間因“過度反應”做出的“超調”，可能也是理性的反應。隨着疫情逐步控制，經濟活動迴歸“正常”後，資本市場所受衝擊也將逐漸消除。

----不宜污名化房地產市場。房地產一半是金融，一半是實體經濟和製造業，帶動的上下游產業鏈條較長、解決就業規模大、國民經濟佔比高，有必要推動改革更多地發揮其實體經濟的功能，迴歸居住屬性和製造業屬性。房地產市場要進一步放鬆政策，適時調整限購限價政策，適度放寬監管額度限制，税費適當減免，政策與其他行業一視同仁，為房企提供信貸。房地產政策應從過度收緊迴歸中性穩定。今天上午的報告裏面也已經指出，要“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這無疑釋放出了新的信號。

疫情期間，“看得見的手”發揮到極致有情可原，因為行政力量雖然有時簡單粗獷，應對突發事件卻行之有效。但疫情過後，還是要依靠“看不見的手”，恢復經濟的正常秩序。《政府工作報告》曾指出，權力要對權利充分尊重。政府在採取結構性調整政策時，應當注意劃清政府、企業和市場的權責界限，着力培育有助於企業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外部環境，決不能使此次疫情防控成為政府越位、擴權的契機。公共服務是現代城市的基石，應該將公共服務當成核心資源的載體而不是配套，這要求各地政府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

疫情過後，要進一步擴大資本流動，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開放，着力破除行政性壟斷，積極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基礎產業放寬准入，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同時，要防止狂熱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着力降低貿易壁壘，而且其政策幅度要適當大於各界的預期，要適時考慮逐步利率市場化和匯率浮動制，逐步開放資本賬户。

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主角，是創造就業和財富的重要力量，是促進發展和合作的主力軍。改革開放以來，市場機制激勵了中國企業家精神，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中，民營經濟始終是創造就業和財富的重要力量，是促進發展與合作的主力軍；未來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化演進，也有賴於民營經濟的復甦和發展。要給國企和民企提供一個公平的環境，平等競爭、優勝劣汰；由市場由價格而不是行政指令配置資源；不宜過分的扶大壓小；產權包括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要得到有效保護。如果我們失去了對民企的信念，製造出越來越多的管制和干預，中國的未來就面臨更多的曲折和危險。相反，如果我們堅定了民企和民營企業家的信心，不斷推進改革，完善市場機制，中國的未來會更加美好。真正做到“留得青山，贏得未來”

*作者介紹：董志勇，*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科學》主編。教學研究主要領域：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行為金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