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偉：一帶一路”面臨新挑戰和新機遇

毋庸諱言，疫情對“一帶一路”帶來不小衝擊，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疫情加重世界經濟衰退是“一帶一路”項目進度放慢和部分停頓的直接原因。疫情導致的隔離和航空運輸鋭減，大批援外工程技術和勞務人員難以返回施工項目和園區企業。部分產業鏈供應鏈中斷，沿線產業園區訂單減少、開工不足。

美國在這次疫情中遭到重創，對中國在地緣政治經濟中的任何進展都高度警惕，對“一帶一路”的抵制力度也有所加強。美國國會最近立法，要對接受中國“一帶一路”項目投資和貸款的國家停止美國官方援助資金項目。這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惡劣影響，可能迫使一些國家為了保留美國官方援助而放棄部分“一帶一路”項目。即使盟國要和“一帶一路”有所合作，也會受到美國的威脅和打壓。

原計劃中國與歐盟在2020年將舉行的一系列峯會和高層外交往來受疫情影響推遲或取消。本來準備達成的中歐投資協定和“一帶一路”第三方合作暫時停滯。如果歐洲疫情短期內難以完全控制，則“17+1”的阻力會加大，已經達成的項目也難以及時啓動。

在西方大國的挑唆之下，少數發展中國家把疫情“中國責任論”和“債務陷阱論”結合，出現履約和還貸困難情況。個別國家領導人宣佈取消接受中國貸款的協定，有的國家政府聲稱將中國投資項目收歸國有。這類情況可能還有蔓延的勢頭，它不僅破壞當前“一帶一路”的輿論環境，而且對“一帶一路”長期發展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由於國際資金來源萎縮，國際經濟組織與亞投行、金磚銀行以及絲路基金的合作與融資能力均有所下降。這將影響今後2-3年“一帶一路”新項目上馬，也影響我國金融機構與國際經濟組織合作態勢。

疫情帶來的各國政局動盪逐步顯現，有些國家的政權更迭對“一帶一路”項目造成不確定性。在西方媒體影響下，民粹主義的排華反華浪潮與“一帶一路”項目下馬風潮結合，某些項目的缺失被當地政客利用成為司法爭端的口實。

總之，疫情對“一帶一路”的衝擊是全面、深刻、持久的。我們對此要有充分思想和工作準備。

顯然，過去五年“一帶一路”的有利環境發生很大改變。我們要抓住戰略間歇期，認真進行“一帶一路”戰略調整，適當收縮戰線，確保重點地區和項目進展。利用世界經濟再區域化的新趨勢，進行“一帶一路”板塊化佈局，實現重點地區率先“五通”。首批重點板塊應當是東南亞、中亞（連結中巴走廊）、中東歐。如果我們把第一批板塊打造成功，對其他板塊就有巨大的示範效應。

除此之外，“一帶一路”還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新機遇：

“一帶一路”是當前世界經濟僅存的增長亮點。今年以來我國GDP、出口和對外投資出現全面下降，唯有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貿易和投資繼續保持增長。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同比增長3.2%，高出我國外貿增速9.6個百分點，佔比達31.4%，可謂逆勢增長。東南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對我國市場重要性上升，相較美歐發達市場展現出一定替代性。

中歐班列在疫情期間實現逆勢上揚。在空海運受限的情況下，今年第一季度中歐班列共計開行1941列，同比增長15%，運送17.4萬標箱貨物，3月以來日均開行20列以上，創下開行總數的歷史新高。中歐班列對歐洲抗疫和中歐經貿穩定起到正面帶動作用，將有力地抵消所謂“脱鈎”的逆流。

電商和5G將在“一帶一路”獲得大發展的空間。根據國內的經驗，疫情期間是電商發展的重要機遇。這種新商業業態在“一帶一路”沿線若得到普及，可以形成巨大的市場網絡。義烏小商品市場正與電商合作準備建立全球網點，就是虛擬市場與實體市場結合的典型案例。電商、市場網絡、5G技術“三合一”，將使“一帶一路”跨上“數字絲綢之路”的大台階。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形成新的產業鏈。我國是全球製造行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25%的全球製造業集中於我國。“一帶一路”帶動中國產業鏈向沿線國家延伸，中國產業園區成為當地經濟增長的亮點，帶動東道國的就業、税收和GDP增長的效益明顯。大多數國家不會放棄這些收益。中國企業應捕捉沿線國家防疫、復產、復工帶來的新商機，對企業“走出去”既要審慎行事，又要優化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和產業轉移，從市場需求和產業鏈聯結的視角加以重新定位。

中國金融業進入“一帶一路”市場的機遇增大。由於無限量化寬鬆造成美元信用下降趨勢，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得以擴展。以此為契機，我們可以強化“一帶一路”融資能力，摸清“一帶一路”貸款、投資、援助和債務的結構和分佈，破解“債務陷阱論”。提高透明度和國際合作機制，加大與歐盟、日本、韓國等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第三方合作”力度，探索中國與歐盟“17+1”投資合作機制。

公共衞生治理和公共衞生基礎設施建設將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沿線發展中國家為多，其抗疫防疫的效率和醫護資源能力相對較弱，檢測和治療以及防控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公共衞生治理和基礎設施建設將為“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共建“一帶一路”軟實力建設的大好時機。一是利用今後2-3年的戰略間歇期，調整高校相關專業結構，爭取三年內實現“一帶一路”人才培養體系基本形成。二是建立“一帶一路”輿情繫統，有針對性地調研輿論熱點，聯繫各種國際國內媒體，形成攻防兼備的輿情網絡。三是在邊疆省區加快建設“一帶一路”支點城鎮，將內地產業轉移與沿邊城鎮發展結合起來，加速邊疆地區現代化和國際化建設。（作者是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二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