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律師：美對華“追責”在法律上站不住腳

隨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持續蔓延，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出現了一些陰謀理論，企圖借政治和法律手段“追究”中國在疫情流行中的“責任”。一些美國公司和個人已經在佛羅里達州、得克薩斯州等地的聯邦地區法院對中國提起多起“集團訴訟”，密蘇里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宣佈對中國提起訴訟。但是，美國提起的這些訴訟面臨着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即主權國家的管轄權豁免。

當國家行使主權行為時享有豁免權，這是主權國家的固有權利。這種法學理論的結構，起源於習慣法，已在事實上得到了國際普遍認可。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理論最著名的歷史案例正是來自於美國本身。美國最高法院在1812年“交易號帆船訴麥克法登案”中宣稱：一國在其領土上的管轄權具有排他性和絕對性，不受非自身施加的任何限制。任何來自於外部的限制都是無效的，也意味着對其主權的損害。

按美國法律，如果國外被訴主體被歸為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FSIA）所界定的“外國”，則法律認定其在面臨美國聯邦或州等任一級法院訴訟時享受豁免，除非出現已界定的例外情況。

美國法律對“外國”的定義包括：外國國家、外國的政治分支或外國的“機構或代理”。“機構或代理”是指“獨立法人、社團法人或其他類型法人。其他類型法人可指外國機關或該機關的政治分支，或其大多數股份或其他所有權屬於外國或其政治分支的。同時，上述法人不是美國任何一州公民。”訴訟中的中國被控方按照《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3條規定，毫無疑問應被歸類為“外國國家”。

當然，《外國主權豁免法》也規定了例外情況，包括放棄（豁免）例外、反訴例外、商業例外、侵權例外、執行仲裁裁決例外和恐怖主義例外等情形。

此前佛羅里達州伯曼法律集團提起的對華訴訟指向被控方在涉新冠疫情中的“商業行為”，希望援引商業例外條例。但是，顯然被控方是公共部門或公職人員，所有被指控行為都直接與其行使各自公共職能有關，可歸結為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政府管理。相關指控缺乏使用商業例外的前提。

一些基於陰謀論説法、明顯指向恐怖主義行為豁免例外的指控也不能成立。在有關恐怖主義行為的豁免例外中，僅包括酷刑行為、法外處決、破壞航空器和劫持人質。顯然，美國對中國“製造致命病毒並在全球尤其是美國擴散病毒”的行為指控並不包含其中。

因此，無論是從被控方性質還是被指控行為的性質來看，相關集體訴訟都無法衝破主權豁免的限制。

此外，根據《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定義，“國家及其財產的管轄豁免為一項普遍接受的習慣國際法原則”，其實施“將加強法治和法律的確定性，特別是在國家與自然人或法人的交易方面”。同時，強調了國家及其財產的管轄豁免施行中統一性和明確性的重要意義。

西班牙於2011年9月11日交存了《公約》的加入書，並一貫堅定維護豁免權制度的原則和各項保障。在該國際公約尚未生效的情況下，西班牙本國法律機構進行了國內立法，即2015年10月27日的第16/2015號組織法，該法涉及外國、在西班牙設有總部或辦事處的國際組織和在西班牙舉行的國際會議的相關特權和豁免權。

根據歐盟理事會通過的第44/2001號《關於民商事案件管轄權與判決承認及執行的規則》，及此後修訂再發的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關於民商事案件管轄權和判決執行的第1215/2012號條例第6.1條款，如果在歐盟範圍向任何法院提出針對中國政府的損害賠償訴求，中國政府享有司法豁免權。

綜上所述，沒有跡象表明美國企圖針對中國且事實上已展開的法律行動會在法庭上有樂觀前景。（作者分別是西班牙ARAY律師事務所律師、共同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