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新自由主義合法性神話被打破

以往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話語當中，合法性問題被提升至政治的核心位置來討論，其隱含的意思是，不由西方民主制產生的政府都是“專制”“反人權”的政府，充滿着意識形態的偏見。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當下新冠疫情的蔓延，暴露出這套話語的無效，在新冠這場大考中，各國政府應對疫情的效果差異説明，政府職能是否以人民生命健康財產安全為中心，以及政府治理是否能夠有效組織起來實現其職能，才是政治的核心問題。以往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政體之爭，並進一步把政體之爭簡化為“民主”與“專制”之爭，這樣一套話語體系的神話破滅了，這是我們在疫情中認識上的收穫之一。

孫中山先生曾説，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現代政治普遍帶有公共服務性質。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應是衡量政治優劣的主要標準。我們看到，在新冠疫情這樣的重大突發性危機面前，每天確診人數的多少，死亡病例的多少成了各國政府治理能力可以有效量化的標準，那些內部高度極化、政黨尖鋭對立的政體無法將社會有效組織起來團結抗疫，原本出於限制政府權力的制度設計，成了政府多做事做好事的掣肘。因此，歸根到底，政府是為整個社會管理公共事務的，應該按照治理的績效，從老百姓滿意不滿意的角度，來衡量政體的好壞，而不是形而上學地按照政體的分類來評價優劣。

此次疫情對國內以往以新自由主義來認識政治的人士也是一個教育，按照其理論，實行西方民主制最為徹底的國家抗疫效果應該最好，而所謂“專制”國家應該“腐敗”“低效”“草菅人命”，然而現實卻沒有朝這樣形而上的方向發展，西方一些國家在疫情中暴露出它們“治效”的低下。過去一直處於“出題者”位置的新自由主義者被置於“答題者”的位置，他們將怎樣作答？一種是鴕鳥政策、“不承認”，中國的所有疫情數據都是“編的”；一種是“精神勝利法”，“民主國家”對比“不民主”的中國，在抗擊疫情時犧牲更多人是無法避免的。這套新話語相比以往顯然已經失去了説服力。

在現代社會，各個國家的治理目標實際上大同小異：維持經濟可持續發展，保證充分就業，維護國家穩定，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等等。目標實現的好壞，當然與國家制度安排、政府動員能力有關。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可謂高瞻遠矚之舉。

西方長期以來一直拿政體議題攻擊中國，我們如果在新自由主義的一套理論框架中與其辯論，很容易落入西方“合法的反對黨存在作為政體先進標誌”的話語陷阱當中，總覺得在被動“捱罵”。掉進了別人的邏輯中，自然處處被動。上世紀80年代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影響而成長起來的一批知識分子，把西方式民主化當做信仰，以中國社會的“再啓蒙”為目標，將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都歸結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不徹底，在社會上爭取到了一部分聽眾。這樣一股思潮，隨着近幾年黨和政府在從嚴治黨、依法治國、解決區域分化、城鄉分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而逐漸退潮，又隨着此次新冠疫情中國際新自由主義的全面衰落而衰落。今後，對西方意識形態“祛魅化”趨勢將向前演進，一批以更務實眼光看待東西方的年輕一代將成長起來，在全球範圍內，以批判“大政府”為內涵的新自由主義式攻擊將減少，政府的職能範圍將增加，這是新冠疫情給全球帶來的重大改變之一。（作者是華東理工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