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新時代華夏幸福助力區域價值提升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把都市圈推向了經濟恢復的主力軍地位。今年全國兩會，有關都市圈的熱議再次引發了市場的關注，也由此引發了公眾對都市圈更多的期待。
5月22日晚，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今後五到十年，中國最大的結構性潛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羣加快發展。”
在劉世錦看來，疫情對中國經濟確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並沒有傷及基本面。都市圈和城市羣在消費空間、投資空間等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結構性潛能。
隨着政策的不斷出台，都市圈擴容不斷提速，中國已進入都市圈時代。而疫情的到來正在加速這一進程。
得都市圈者得未來。通過長期的觀察與研究，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院長顧強判斷，都市圈已成為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未來都市圈發展的競爭力將取決於核心城市的創新高度、都市圈的網絡聯繫強度和都市圈的政策協同力度。
都市圈釋放結構性潛能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過去40多年的中國城鎮化無疑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而隨着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的提出，城鎮化“遍地開花”的模式顯然已經無法適應。
更富成效的都市圈化成為下一階段戰略目標實現的壓艙石。從京津冀都市圈到成渝都市圈，從長三角到珠三角，都市圈、城市羣擴容“拆牆”的政策頻出，一體化、組團發展的意圖更加清晰、更加強烈。
隨着大城市經濟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城市功能向外圍擴展和蔓延的趨勢日益顯著，顯現出 “都市圈化”特徵。
清華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傑認為，過去城市化強調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而近兩年則更強調都市圈。“因為人們終於發現都市圈的投資、消費效率好於中小城市的發展模式，投資效益最高的是都市圈，消費倍增效應也在都市圈”。
有機構通過研究顯示，都市圈建設每年能夠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至少0.5到1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不僅可以修復經濟，更是為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中速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劉世錦表示，“投到都市圈，出錯的概率不大”。
劉世錦建言，短期經濟政策要集中於“恢復”“救助”“避險”，着眼點要從刺激政策轉向釋放經濟結構性潛能，加快建設都市圈是一個必然選項。
不動產結構性機會凸顯
在宏觀經濟層面，都市圈的價值不言而喻，具體到中觀產業層面，對不動產市場而言，都市圈帶來的結構性機會依然十分顯著。
從過去十年不動產市場表現來看，全國市場增長了6倍，都市圈市場增加7.5倍，其中都市圈的外溢市場增加了10倍，可以看到，都市圈以及都市圈的外溢市場增速明顯高於全國。
華夏幸福產業研究院對9個核心都市圈的研究發現，都市圈不動產市場的平均增幅是非都市圈的兩倍。不動產市場分化為非都市圈市場和都市圈市場，都市圈將重新定義中國不動產市場。
在顧強看來，這與人口流向有直接的關係，“過去十年新增城鎮人口的65%進入核心都市圈，未來十年這種趨勢仍然會持續，而且都市圈的人口 ‘質量紅利’將進一步凸顯”。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也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了都市圈主導的時代。以數據為例，2003年到2018年15年的時間裏，新增人口92%都是在都市圈，只有7.8%在非都市圈。
而在都市圈的產業空間層面，也出現“三二一”的逆序化分佈。高端的服務企業總部是分佈在核心區，先進製造廠房在外側的高新區或經濟開發區，零部件生產可能是由更遠的城市提供。這一變化也將對住宅之外的新型不動產市場產生直接影響。
華夏幸福的都市圈實踐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都市圈成功與否更多地將取決去外圈層，而非內圈層。如何有效地把人口、產業有序疏導到外圈層將是實現協同發展的關鍵因素。
而在現實中，我國都市圈仍然存在中心城市一枝獨秀，而都市圈外圈層縣域落後貧困的巨大落差 。
作為都市圈建設的實踐者與創新者，華夏幸福創新產業新城模式，即開發性PPP，在都市圈外圈層全面打造產業新城，從而創建了一個成熟而又有巨大潛力的區域開發組織模式。
從2002年開始，華夏幸福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固安縣創新探索產業新城模式，與政府緊密合作，並形成“自我造血、激勵相容、增量取酬”的開發性PPP機制，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系統解決方案。
如今，固安產業新城形成了新型顯示、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三大千億級的產業集羣，並打造出了優美的城市環境和高品質的生活配套。目前，基於固安產業新城的成功實踐，產業新城開發性PPP模式已在全國複製，並在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等全國15個核心都市圈佈局了70餘座產業新城。未來，華夏幸福的產業新城業務將通過區域規劃、建設、招商、運營，幫助政府提升區域的資源、資產和城市價值，實現“區域價值最大化”。
錨定核心都市圈，華夏幸福已經從“中國領先的產業新城運營商”嬗變為“中國領先的核心都市圈——不動產投資開發及運營管理平台”。
清華大學PPP研究中心王守清教授表示，隨着都市圈上升為國家重大戰略，都市羣將成為未來20年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這無疑將給華夏幸福帶來更多大展宏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