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準確把握歐盟對華戰略走向

日前，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德國使節年度會議上闡述歐盟對全球形勢的看法，強調應重視亞洲崛起，凝聚歐洲力量，制定更有力的對華戰略。對於博雷利所説的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戰略來應對“日益強硬的中國”，應該辯證理解：一方面對華強硬，不再幼稚，應對中國的“強硬”；另一方面則是加強對華接觸，着眼於疫情後世界秩序安排。

前一方面是為了體現其政治正確，顯示自身價值觀關切。除傳統人權、民主價值觀外，歐洲團結、多邊主義價值觀，也成為歐盟領導人口頭禪，這也是回應歐洲議會壓力。

後一方面則體現了其戰略訴求和對未來方向的判斷。博雷利表示，當今世界處於無領導者狀態，而亞洲在經濟、安全和技術方面都顯得日益重要。長期以來，人們在討論以美國為首的體制終結和亞洲世紀的到來，如今近在眼前。美中之間的競爭在加劇，選邊站隊的壓力越來越大。歐盟應該遵循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避免淪為一方或者另一方的工具。應該看到，強調加強與亞洲（包括中國在內）接觸是歐盟希望在未來強化戰略自主的主要體現。雖然他提到與亞洲民主國家建立更好關係，但與中國加強接觸自然也在提升與亞洲關係的範圍內，要理解有時在歐盟話語裏中國是包裝在亞洲概念之下的。

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稱，中歐關係將是德國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其總體目標是“強化歐洲作為世界穩定基石的角色”。默克爾明確呼籲歐洲採取強有力的對華方式，並稱由於北京決心取得“現有國際結構中的領先地位”，歐洲必須充滿信心地應對這一挑戰。默克爾同時表示不會赴美參加原定於6月底舉行的七國集團峯會。這説明，不斷惡化的美歐關係也促使歐盟深刻調整對華政策。

在西方媒體充斥着中美關係脱鈎、新冷戰的喧囂中，歐洲並未像以往一樣成為美國的附庸，在香港問題上追隨美國，而是從全局利益出發，站在了一個相對中立的位置上，這主要是出於經濟原因的考量。

歐盟統計局5月19日消息，世界銀行2017年國際比較項目（ICP）結果顯示，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美國和歐盟是世界前三大經濟體，GDP佔比分別為16.4%、16.3%和16%。正如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CIPE）主任牧山浩石表示，中國成為第一個擺脱疫情困境的國家，需求首先在中國市場反彈。鑑於中美宏觀經濟的依存關係中國更有可能首先向美國開放。歐盟想要在中國市場獲得與美國公平競爭的環境，將不得不更多地展現出自己的優勢和競爭力。

當然，歐盟態度主要是針對特朗普政府，寄希望今年美國大選民主黨上台回到美歐合作局面。默克爾表示，歐洲不是中立的，歐洲在政治上是西方的一部分。政治上的糾結也會影響歐盟對華經貿合作，未來歐盟對華貿易關係兩面性更加突出。一方面，歐盟對華疑慮情緒進一步升温，歐洲政界人士擔憂過度依賴中國有損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國率先走出疫情陰影，歐盟更需藉助中國經濟實力來幫助歐洲擺脱嚴重衰退困境。儘管疫情強化了歐洲對中國的三重定位，即夥伴、競爭者和對手，導致歐洲重新思考對華關係，提醒人們與中國更緊密接觸的風險，但是歐盟強調年底前達成一份高質量歐中投資協定的重要性，強調與中國強有力接觸的緊迫性。

疫情期間，意大利採取封城、封國舉措，奧地利也率先強制民眾在公共場所戴口罩。中歐抗疫手段的趨同客觀上也敦促雙方超越價值觀、意識形態糾紛，尋求價值觀的公約數。中歐文化可能從近代歐洲重自由、輕秩序而中國重秩序的文化結構，向傳統上中歐文化中自由-秩序、利己-利他平衡的價值觀迴歸，這為人類文明的包容創新提供希望。

中歐關於如何抗疫具有諸多相似主張，都倡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主張多邊主義，疫苗研製的開放式創新，認為在全球性危機面前需更多關注那些應對能力相對較弱的國家。發達國家在採取行動自救的同時，也應向脆弱國家和新興市場投入更多的公共衞生資源和經濟關注，因為這些國家所受衝擊更具破壞性、災難性、持久性。團結合作、多邊主義是面對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多邊主義只有上升到全球層面才是包容的、可持續的、正義的；共同體只有上升到人類層面，才不具有同質性的宗教、國家、區域共同體的外溢性、排他性，才能實現亞里士多德“最高的善”、孔子“止於至善”的目標。

中歐是各種古老文明中連續性最強、又成功實現世俗化、現代化、全球化的文明，是東西文明代表；新冠疫情為全球帶來危機，但也為中歐提供了進一步合作和對話的契機，讓世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召喚：人類為體，世界為用；我將無我，不負人類。（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