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香港爭議考題，請公開三大資料

今年的香港新高中文憑試歷史科中，有一道考題問考生是否同意“1900-1945年間，日本對中國利大於弊”。如此命題，引起全港甚至舉國譁然。

關於這條試題，作為香港的一名教育工作者，筆者有兩點看法：首先，從命題技術來講，這是一道完全不專業的試題。一般人未必意識到，考試命題其實是一門技術活，稍有不慎，不但對考生的知識水平無法作有效的評核，更嚴重的是會誤導考生，繼而持續影響以後的考生和教學。

表面上看，既然問考生是否同意，在形式上屬於開放性試題，即沒有固定的立場答案，考生可以自行選擇立場和論述，言之成理即可(這是香港高考常見的評卷要求)。但問題是，在20世紀上半段，日本對華關係的主旋律就是侵略!任何其他對華的友好行為，都不足以抵消這個國家行為的主調。換句話説，侵略之實已是史學界、國際法和社會大眾的共識，並無任何可以討論的餘地。把一個毫無爭議的主題，假扮成一條可爭議的開放性題目，就等於變相設局引考生錯答。更何況現在公佈的情況是，居然有38%的考生選擇支持“利大於弊”的立場來作答，請問選擇這個立場的考生有可能拿到高分嗎？如果不可能拿高分，只有反對才能高分，那麼這就不是真正的開放性題目，這是欺騙考生;但如果能夠拿到高分，那就涉及第二個問題了。

其次，從歷史教育的價值判斷來説，這裏所謂的“利弊比較”題目，其實模糊了道德是非的價值判斷。所謂人命關天，數以千萬計軍民死傷於日本的侵略之下，這需要做非常嚴肅的道德批判，也需要在歷史教育中引導和教授學生作出非常嚴肅的道德批判。

歷史教育，絕不僅僅是史料知識的灌輸，絕不僅僅是分析技巧的訓練，更要包含是非對錯觀念的培養，更要引導學生懂得對重大歷史事件作恰當的道德評判，更要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生命有最起碼的尊重和愛護。歷史教育，既屬智育，更是德育，也含情感教育。對侵略戰爭的批判，對人命傷亡的顧念，此等大是大非，又豈能以利弊論之。

在此，筆者有兩項呼籲：

第一，公開三大資料。僅僅取消這條考試題目，是遠遠不足以殷鑑往後的。在此，懇請考評局公開三項資料：

一是這道題目原定的評卷參考，也就是一般所指的標準答案，讓大眾可以瞭解，到底如何設定“利大於弊”可以高分的答案。

二是這道題目的真實考生作答樣本。香港的考試閲卷，除了依據評卷參考之外，一般會在全面改卷之前，先隨機抽樣少量考生的答卷，讓評卷員們先行評改，確定從最高分到普通分數，再到低分數的樣本標準，然後把評卷參考和這些作答樣本，一併發給所有評卷員，開始全面評改試卷。因此，這種作答樣本的重要性，不亞於評卷參考。

三是這條題目不是一個出題員可以獨斷的，而是經過草擬出題、審題程序和最後校對等專業程序。那麼請公開出題和審題過程中的相關會議記錄，可以抹去相關人員的姓名，但必須讓大眾有機會去審視，到底這道題目是如何醖釀出來的。

做到這三條，我們才能真正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才能真正檢討錯誤。

第二，重新重視價值教育。原本在新高中課程改革的初心中，價值教育與知識傳授、思考能力的培養是同等重要的。正如在香港的課堂教學常規中，在教案的教學目標設計中，肯定包含三大項目：知識概念、能力和價值教育，可是在十幾年教改實踐下，越發變成重視能力，尤其是所謂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漠視價值教育，諸如歷史、通識等人文類學科，這種重“智”輕德的傾向，演變為大量所謂的開放性試題。

不是説反對開放性試題，而是不要用一種對錯本明瞭的偽開放式試題設計，最後造成了是非不必分、對錯無所謂的道德相對主義，甚至是道德虛無主義的教育後果。懇請教育部門和考務機構，從課程到教學，再到考試，重新重視對學生的價值教育!(作者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