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生：推動G7擴容，美國算盤能打響嗎

近日有媒體傳出消息，作為今年西方七國集團(G7)東道主的美國希望將其擴大為11國集團(G11)或者12國集團(G12)，即邀請韓國、澳大利亞、俄羅斯、印度，以及巴西參加。當時許多人認為這或許是美國特朗普一時興起，也或許只是今年臨時性安排。但6月1日特朗普在和韓國總統文在寅通話時，明確表示希望將“過時的G7”機制擴容從而形成正式的G11或者G12機制。那麼，如英國《衞報》所言，美國能成功建立這個G7擴大機制並把它打造成“反華聯盟”嗎？

沒理由把中國排除在外

組建國際機制並不符合特朗普性格，反而他上台後對待國際組織的最鮮明特點就是“退羣”，先後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最近又退出世界衞生組織。對於奧巴馬政府力推的TPP機制，特朗普也不顧盟友的反對堅決退了出來。這次突然“建羣”難道真如他所説，是因為G7已經過時不能代表世界現狀，所以要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國際機制了嗎？筆者認為，特朗普真正關心的顯然不在於此。

G7機制不能代表世界現狀，這個觀點早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已經得到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認可。正因如此，1998年由德國發起成立了20國財長會議。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隨後引發全球金融動盪，美國受到的打擊最大，迫切需要外部支援。但當時西方國家普遍受到這場危機打擊，能幫助美國的只有新興經濟體國家。這種背景下，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提議把原來的G20財長會議升格為首腦會議，G20峯會機制由此產生。由G20取代G7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機制已經是各國的普遍共識。放着現成的G20機制不用，難道特朗普想推動建立的G11機制或G12機制就比G20機制更優越嗎？顯然也不是。

儘管表述上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國普遍認為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最主要的變化之一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羣體性崛起。他們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80%。按匯率法計算，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接近40%，10年後很可能接近世界總量一半。但按照特朗普目前的規劃，這個所謂的G11或G12機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僅邀請巴西、印度、俄羅斯，作為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國家中國卻被排除在外。顯然，其出發點就是以政治考慮為主。

關於這一點，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2日表示，美方提出的以擴大形式舉行G7峯會的想法原則上説“正在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但是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無法保證普遍的代表性。相比之下，2008年美國推動G20機制成立時，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首先給中國領導人打電話徵求意見。

當前，中國的經濟總量是巴西、印度、俄羅斯總和的兩倍還多。中國不僅是經濟體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且還是世界上13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未來五年中國還極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終端消費市場;此外，中國的經濟總量比亞洲其他前四大經濟體日本、印度、俄羅斯、韓國的總和還要多。由此可見，無論是要代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還是要代表亞洲地區，新的國際機制如果真的要反映世界現狀，那無論如何都沒有理由把中國排除在外。

莫被美國所利用

實際上，面對世界大變局，各國基本共識是，中國的崛起是其中最大的變化因素。由此可見，特朗普想推動建立的新國際機制，並非真的要反映世界發展變化，而是在打自己的地緣戰略“小算盤”——籌建圍堵中國的“國際聯盟”。

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將中國視為最大競爭對手，由於戰略上對中國施壓，輿論上對中國大搞妖魔化。尤其是新冠疫情暴發後，面對國內抗疫不力和今年大選連任不確定性，向中國“潑髒水”甚至到了公開造謠的地步。種種跡象表明，戰略上的導向和國內政治需求，特朗普政府已將打壓和圍堵中國視為近期內政外交的最大目標。既然這樣，有關國家就應慎重思考是否要加入特朗普政府欲推動組建的這個機制了。而且，從目前看，即便是原有的G7國家，如英國和加拿大也出於種種原因，不同意美國的做法;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則公開表示，美國作為今年輪值主席國無權變更G7成員國資格，或永久改變G7會議形式。

筆者注意到，某些受特朗普邀請的國家希望在國際上擁有更大話語權和提升國際地位，這個心情可以理解，中國也一貫奉行不干涉內政原則，但如果明明知道美國的真實目的在於地緣上圍堵中國，卻又甘願被美國利用，那就不是負責任的表現了。

以某些國家的影響力來看，更不要天真地認為，加入這個集團就能成為“內部變革性力量”，從而替世界伸張正義。儘管傳統的國際關係學者更關注權力與實力因素，但在一個相互聯繫與利益交織的世界，任何國家都應有基本正義感與道德感。也就是説，不應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去實現自身利益。更何況，中國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被排除在外，這樣的全球治理能成功嗎？筆者認為，某些國家期望藉由加入這個地緣戰略集團謀取所謂的國際地位提升，最後很可能只是“水中月”與“鏡中花”。(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