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準確認識新冠疫苗的全球公共性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仍未結束，新冠疫苗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有留學生在我的課堂討論中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中國宣佈在其新冠疫苗成功研發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提供給有需求的國家，對缺乏獨立研發生產疫苗能力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有利於應對可及性難題。那麼，為什麼又要提到“可擔負性的中國貢獻”呢？言下之意，難道免費提供的期待不符合邏輯？

顯然，對“公共品”與“公共產品”兩個表述，其相通和不同之處，有必要做一些解釋。

疫苗生產的經濟和技術投入要求極高，產能必須以質量保障為前提，初期短缺是難免的；疫苗又是各個國家社會經濟恢復常態、國際旅行恢復常態的必需品。在此背景下，新冠疫苗的可及性是具有一個全球意義的挑戰。中國的宣示，顯示了國際擔當。

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目標是為共同面臨的挑戰提供共通性應對工具。隨着全球化將世界各地聯繫在一起，“自家問題”與“他人問題”之間的區別越來越模糊，共通性的工具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找到這些對症工具的合作卻越來越難。究其原因，我們不妨從與公共品（public good）追求所伴生的集體行為特徵入手。

公共品是作為一個集體的所有成員都有資格消費的惠及（非排他性），而且，每一個成員（個人或實體）對它的消費，並不導致其他成員可消費量的減少（非競用性）。這是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薩繆爾森對這一概念所做的原始性定義。其著作先後被翻譯成40多種文字出版，因此具有廣泛的國際性認知。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一項公共品無法依賴市場力量提供，個人或羣體也不會提供。它的產生需要合作，獲得成功後，公共品會使所有成員從中得益。公共品因此而受到普遍性期待。

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是：正由於它的生產使各方受益，即使那些沒有對生產提供幫助的實體也（應該、能夠）得益，公共品常常出現供應量不足甚至無法提供的現象。公共品更多的是一個概念，例如社區或國家的安全，但也可用來描述具體的產品或服務的屬性，例如高速公路、媒體（傳播的知識）。

國際關係學者從經濟學家那裏借用“公共品”概念並將之應用在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場景之中。這些學者指出“全球”“國際”“區域”和“跨國”公共品思維的擴散，是思考近幾十年迫切程度不斷上升的議題的結果。例如氣候變化、核武器擴散、金融動盪，當然也包括傳染病。各領域的每一類公共品狀況改善，都使所有國家和人民受益。但由於它具有開放性、可獲得性、充足性，因此提供相關物品可得到的補償，往往不能與所支付的代價匹配。且因擔憂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按其所需做貢獻，而缺乏足夠的政治意願去促成。

因此，我們不能對所有的公共品都一視同仁地看待。一類公共品只有在所有國家都在同一水平上做貢獻才能形成，例如以避戰求和平。另一類公共品則要求少數資源豐富的國家帶頭。能有效應對跨國流行病毒的疫苗屬於這一類。還有一類要求國家進行自我約束。例如，為了減緩氣候變化而降低對化石能源的消費。

由於公共品的消費是不可排他的，它與商業利益所追求的利潤最大化本質相悖。一方面，各國政府有動力採取措施在本國範圍內提供健康公共品；另一方面，不存在全球政府提供全球性適用的健康公共品或者為之支付成本。

可見，“公共品”是一種視角，它所集中關注的是如何在富國和窮國之間推進健康和保健領域相互受益的行為，而不是富國為窮國提供援助。“全球健康公共品”也是一種視角，它沒有為在全球面臨的眾多健康議題上如何優先配置資源或者如何落實構想提供方略。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的重要出發點，是全球衞生公共品的提供必須從國家層面着手。

中國尚在研製的新冠疫苗是一種產品，它在國外的使用，比可及性和可負擔性更為複雜的是產品安全性的認可。這不是疫苗生產方的單邊責任。疫苗開發和使用的國際合作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涉及到資金和人力物力的投入、知識產權的授權使用，更涉及到國家的聲譽。

疫苗的可負擔性，並不難實現。國與國之間的疫苗的交易，在（較）發達國家和（更）不發達國家之間通過聯合國框架下的兒童基金會等其他組織、慈善機構，做中間擔保人：談判採購價格、組織購買和儲運，從而低價出售或免費贈送給那些有迫切需要又無經濟負擔能力的國家。有贈送有銷售，這樣既有利於世界走出疫情，也有利於維護世界疫苗和藥品研發與生產產業鏈的健康發展。當然，雙邊援助也是途徑之一。

疫苗的跨國交易，還涉及到世界衞生組織對疫苗進行資格預審，也就是質量安全認可。綜合起來看，中國生產的疫苗是推進全球健康公共品的產品之一。在全球健康挑戰面前，選擇“合作”意味着相互保護。疫苗產業鏈的國際化和全球化程度都很高，是相互保護所依賴的基礎設施。中國的新冠疫苗在境外使用，除了要考慮可負擔性之外，產品安全性和國家信譽，才是行穩致遠的基石。（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