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數字化，難在哪

不久前，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山東大學教授杜澤遜收到一封信，內容是有關部門向他徵求對古籍工作的建議。近些年，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校經處，江曦、李振聚、馬清源、薛林浩、王曉靜、劉尚等幾十位同學在杜澤遜的帶領下，日復一日地編纂着《十三經注疏匯校》。同學們紛紛發表感想，古籍數字化，是身處古籍整理第一線的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當下信息技術突飛猛進，5G、大數據、人工智能尋常可見，但對於這些文史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來説，他們苦苦期待的，不是那些高科技，而只是最基本的數字化——實現古籍在線閲覽、全文檢索“自由”。

力度不足，看書不易

整理研究古籍，先要看到古籍。對於大多數研究者來説，線上閲覽是閲讀古籍最便捷、最實用的方式。

國家圖書館的“中華古籍資源庫”已在線發佈超過3.3萬部的古籍影像；中華書局的“中華經典古籍庫”已發佈3000多種、15億字的點校本古籍；愛如生公司的“中國基本古籍庫”收書1萬種，既有可供檢索的全文，又提供古籍原版圖像……這些古籍數據庫，已經成為很多文史研究者須臾不可分離的助手，極大緩解了讀者閲覽古籍的難題。

然而，現有古籍數據庫所收入的古籍，並不能完全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據統計，全國尚有40萬個版本的古籍沒有實現數字化。

如果無法在線上閲覽古籍，學者就會退而求其次，去查找是否有影印版。影印古籍雖然部分解決了看書難的問題，但有些叢書體量龐大、定價高昂，學生、老師無力購買。圖書館即使能買得起，也不一定能放得下。去年，江曦到一家圖書館查閲《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這套定價近百萬元、共1200冊的大書，因為圖書館書架空間的限制，遲遲沒能上架供讀者借閲。

如果某部古籍既無法線上閲覽，又找不到影印版，學者就不得不跑到收藏那部古籍的圖書館。這種到館閲覽的方式，對讀者來説，既不方便，成本又高。

其實，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清楚我國古籍數字化的難點所在：存藏數量大，分散於各地各機構，數字化的技術難度雖然不高，但實際操作時遇到的困難不少。

“許多大圖書館古籍數量龐大，汗牛充棟，而數字化的人力、財力、技術力量投入相對較小，亟待相關部門出台古籍數字化的監督檢查考評制度。”杜澤遜注意到，一些古籍收藏單位愛惜珍貴資源，一些古籍收藏單位的專家希望將獨家所有的資料首先供自己單位研究發表，所以不情願把稀缺古籍公之於眾，這是稀缺古籍資源數字化進展不快的重要原因，“在這些藏書機構，即使有了數字化成果，公開程度也很低，投放給讀者的數量不夠多，公開的程度不夠大。這就亟待上級主管部門出台合乎實際的規定，激勵古籍收藏單位開展古籍數字化並將其向公眾開放”。

力量分散，找書不便

每日往來穿梭於各種類型的古籍數據庫中，同學們熟悉它們的特色，也瞭解它們的問題：不同地區、不同系統、不同機構，古籍數據庫的經費來源不同、建設標準不同、建設目標不同，很難形成合作關係。

劉尚建議，可以從國家層面建設一個全國性古籍數字化檢索系統，讀者只需要登錄這個系統，就可查找、使用所有的數字化資源；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以將各地館藏古籍的高清掃描影像彙集起來，建立國家數字化古籍數據總庫，通過這個平台實現資源共享，避免同一部古籍被重複掃描、製作、上傳。馬清源則提出，有關部門應牽頭制定古籍數字化技術標準，對掃描圖書信息的完整性、圖像文件大小、水印大小、分辨率、圖像格式、顏色、位深等進行規範，以改變各藏書機構各行其是的狀態。

“文化資源的數字化水平，是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杜澤遜説，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高校圖書館系統、國家文物局等都建立了古籍數字化平台，但是由於收藏單位存在保守觀念，資源上傳總量還不夠大，亟待國家有關部門制定公共古籍數字資源平台建設的規定。

“古籍收藏單位、古籍整理專家、古籍出版單位、古籍數字化開發者，各有自己的立場和合法權益。如果我們繼續各維其權，則作為古籍整理工作末端的古籍數字化工作將無法開展有效的工作。”對於同學們的種種遭遇，杜澤遜深有感觸，他呼籲，有關部門出台相關政策，既維護古籍收藏者、鑑定者、整理者、出版者的權益，也要最大限度打開古籍數字化的通道，“只有這樣，古籍數字化成果才能真正公開化、全民化、公有化。否則，動輒侵權，如何能夠順利開發，順利公開化呢？”

杜澤遜認為，無論古籍整理，還是古籍數字化，都必須首先從制度上理順關係，只有花大力氣使我國古籍整理事業走上科學的、健康的、快速的發展之路，才能真正做到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讓豐富的古籍資源為新時代的文化建設發揮源頭活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