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歐美關係不太可能回到從前了

最近，德美矛盾成為輿論焦點。6月5日，特朗普在未與德國和北約磋商的情況下，單方面宣佈將從德國撤軍9500人，德國輿論一片譁然。此外，美國欲通過法案收緊對德俄“北溪-2”天然氣管道的制裁，德國總理默克爾以疫情為由拒絕赴美出席G7峯會，都凸顯了雙方的分歧。

德美矛盾過去幾年一直都很突出，在北約、難民問題、貿易、德俄關係上雙方齟齬不斷。應該注意到，德美矛盾並不是孤立的，是更為廣泛的歐美矛盾的一部分。過去幾年，特朗普政府無視歐洲盟友利益和關切，棄盟友如敝屣；歐洲國家也對美國極為不滿和失望，對跨大西洋聯盟的價值和未來打上問號。

從美國方面看，特朗普政府以自我為中心，對歐洲和跨大西洋聯盟的輕忽甚至敵意顯而易見。其一，簡單粗暴，以單邊主義做法頻頻踐踏歐洲重大安全利益，包括退出伊朗核協議，在不知會盟友的情況下暗殺伊朗軍方重要領導人，加劇巴以矛盾和中東緊張局勢，退出“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等等。其二，視歐洲為經濟上的敵人而非戰略合作伙伴，對歐盟輸美鋼鋁產品徵收特別關税，並一再威脅對歐進口汽車加徵關税。其三，樂見歐盟解體，對歐洲一體化展現了前所未有的漠視甚至敵視態度。

總之，與以往跨大西洋關係中發生的矛盾集中於某一事件如越戰、伊拉克戰爭、對蘇聯政策等等不同，當前特朗普政府可謂是在外交、安全、經濟等諸多領域對歐洲發起了全面挑戰。

毫無疑問，除了特朗普，當前歐美關係的變化及不確定性增加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當前歐美矛盾雖聚焦於特朗普，實際上是歐美地緣政策差異、經濟競爭及內部社會、政治變化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其一，歐美地緣政治取向差異日趨明顯。美國戰略重點轉向亞太，對歐洲的關注減少，這也意味着對歐洲關切和利益敏感性的下降。美國視中國為最大的對手和安全威脅，但歐洲和美國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歐洲有自己的利益，並不必然認同美國的安全威脅認知。歐洲的安全利益主要在大周邊地區，而在這方面，美國成為歐洲利益最大的破壞者。長期看，歐美人口結構將發生越來越大的差異。歐洲對伊斯蘭世界更為敏感，歐洲將有更多的人討厭甚至憎惡美國；美國更重視拉美及亞太。跨大西洋關係中的人文、血緣紐帶減弱，外交重點將更為分化。

其二，美歐在經濟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對立性趨強。在傳統制造業領域，歐洲對美國優勢較大，美國日益不滿。在極具前景的數字經濟領域，美歐控制與反控制的爭鬥則更為突出。歐洲以反壟斷、數字税、隱私保護等方式“向硅谷宣戰”。

其三，歐美各自內部社會、政治的深刻變化。在跨大西洋兩岸，民粹主義都成為日益突出的社會和政治現象。民粹主義本質上是民族主義而非國際主義、反全球化而非擁抱全球化、單邊主義而非多邊主義、對抗性而非合作性。特朗普政府的民粹性和民族主義註定其會蔑視所有傳統意義上的價值體系，包括跨大西洋聯盟。美國對歐洲民粹主義的支持則將進一步弱化跨大西洋聯盟的所謂價值觀基礎，如民主、人權、國際規則及自由貿易等等，從而根本上弱化歐美關係。

總體看，未來歐美關係中矛盾和衝突的一面將更為突出。一方面，美國不願付出，不再認為與歐洲的盟友關係是完全的正資產，正在重新定位美國的國家利益，包括是否必須要以經濟付出和軍事保護為代價來維繫盟友體系。另一方面，歐洲過去習慣了美國的付出和保護，所以面對美國的變化感到不適應，需要調整自身定位及對美政策。美歐對彼此及對跨大西洋聯盟認知的改變及政策調整將相互影響，互為因果，並可能最終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讓歐美聯盟更為鬆散。

歐美關係已不可能回到過去。一方面，美國變了，自信不再，多疑而暴躁，為維護霸權地位無所不用其極，包括損害國際秩序，損害盟友利益。另一方面，歐洲也在變，英國脱歐了，美國失去了影響歐洲的最大抓手；歐洲開始認真準備“後美國時代”的B計劃，加強戰略自主和歐洲主權建設。

當然，歐美對彼此仍有較大需求，特別是歐洲，對美國仍十分依賴。未來雙方也仍會有較為緊密的合作，但與此同時，紛爭和矛盾也會有增無減，雙方都在逐漸不再以對方為外交的基本出發點，而都開始更多地看向第三方，即使未來美國會有新的總統，歐美關係也不可能回覆如初。（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