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警惕美國新建一堵“柏林牆”
作者:牛新春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在德國東西柏林交界的勃蘭登堡門前發表演説,呼籲“推倒柏林牆”,這次演説後來被視為結束冷戰的重要關節點。此後,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的“牆”拆掉了,全球逐漸融合為統一的、分工協作的大市場,和平與發展成為後冷戰時代國際政治的主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天 “脱鈎”論甚囂塵上,新“冷戰”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中美之間的“柏林牆”呼之欲出。
中美關係走到今天,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各種因素聚合形成的“螺旋風暴”。2008年金融危機後,在中美實力差距持續縮小,意識形態矛盾不斷加深,西方自信心屢屢受挫大背景下,美國精英的憂患意識、悲情戰術與草根民粹的排外情緒,在特定時間點意外結合,建構出大國競爭驟然升級的場景。這其中有事實,更有虛幻的想象,還有黨派政治的操弄。解構“螺旋風暴”,需要區別哪些是必然的、長期的、不可逆的,哪些是偶然、短期的、可以改變的。令人不安的是,近來中美兩國媒體上充斥着情緒化言語,“螺旋風暴”似乎越卷越大。
理性、嚴肅的辯論缺席,邏輯簡單、鮮明但似是而非的觀點廣泛流傳。其一,中美衝突必然論,中國實力發展到現在,必然發生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這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最後一次機會。其二,美國世紀終結論,美國已經內外交困,新冠疫情或騷亂或經濟衰退或中國挑戰就是最後一根稻草。其三,西方意識形態崩潰論,金融危機、民粹主義、新冠疫情等危機中,西方表現欠佳,反映出其制度性危機不可挽救。其四,美國對華政策共識論,美國已經形成兩黨一致的、全政府的、全面遏制中國的“新冷戰”戰略。其五,中國取代美國論,中國構築了全面取代美國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是經濟部分,孔子學院是文化部分,“中國製造2025”是科技部分,千人計劃是人才部分。其六,“脱鈎”有利論,從長遠看“脱鈎”可以擺脱對外依賴,促進美國產業迴歸,加速中國自主創新。其七,美國對華政策失敗論,過去40年美國沒有改變中國的制度、行為模式,現在開始氣急敗壞了。顯而易見,這些觀點脱離現實,客觀上給中美關係的惡化火上澆油。
中美實力差距持續縮小是客觀事實,國際權力轉移也確實容易引起大國衝突,但是“拋開劑量談危害都是耍流氓”。中美實力對比是否已經達到權力轉移的臨界點,中美意識態對立是否到了完全不能相容的程度,是個很大的問號。更何況,即使中美實力對比真的到了臨界點,也並非一定會衝突。這些問題需要專業人士展開認真細緻的學術研究、辯論,隨意將其作為邏輯前提非常危險。
美國的相對影響力在下降,但是遠遠未達到美國世紀終結的地步。1980-2019年期間,美國GDP佔全球的比重從25%回到25%,同期歐盟從35%降到21%,日本從10%到6%,俄羅斯從3%到2%,中國則從2%上升到16%。過去近40年,中國快速崛起、美國沒有衰落、其他大國影響下降,是國際權力格局的本質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伴隨着美國經濟週期起伏,每隔一段時期“美國衰落論”就會重出江湖,迄今尚未變成現實。
西方意識形態、制度確實遇到很多問題,但是消亡或被取代的可能性較小,削弱、改造、分裂、再生的可能性較大。從思想、制度源頭看,西方始於文藝復興、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得到鞏固,冷戰後進一步發展,恐怕難以斷定現在就是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內容龐大、源遠流長、不斷革新的體系,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更何況,目前還看不到自由國際制度的替代品。“北約腦死亡”“西方衰落”“美國世紀終結”更多是警言,而非預言。早在100多年前,《西方衰落》一書就曾流行一時。
迄今為止,無論是美國對華政策還是中國對美政策,都沒有最後定型,未來仍有很大轉換空間。在美國,儘管政、商、學各界對華敵意上升,但是在如何對付中國的問題上遠遠沒有共識。自由國際主義者仍堅持,美國應協同西方盟友,強化自由國際體系,用制度“遏制”、改造中國;民粹主義者要求美國同中國“脱鈎”,迴歸孤立主義;新保守主義者鼓吹“新冷戰”,把中國樹成全球性對手,以此動員美國國內外力量,重振美國霸權雄心。在中國,仍然保持戰略定力,從最壞處着手、往最好處努力。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強調,中國無意改變美國,更不想取代美國,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這是從幾十年來各種經驗教訓中得出的最精闢概括。
中美競爭關係未來如何演變將是國際權力格局最大的變數。沒有一種方案經受過實踐檢驗,也沒有一種方案能獲得完全共識,更沒有一個一招制敵解決方案。最可能的情況是,雙方都儘可能增加備選方案,各種工具混雜使用,在試錯中不斷調整。這是一個困難的、充滿風險的轉型過程,越是這個時候越需要專業、耐心和冷靜,越不能放空炮、講大話。而一旦出現新“柏林牆”,結果必然是中美雙方大傷元氣,也是全球災難。中美雙方、世界各國都應高度警惕,立刻行動起來,盡最大可能阻止中美關係“自由落體”式的下墜。(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