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警惕美國新建一堵“柏林牆”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在德國東西柏林交界的勃蘭登堡門前發表演説，呼籲“推倒柏林牆”，這次演説後來被視為結束冷戰的重要關節點。此後，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的“牆”拆掉了，全球逐漸融合為統一的、分工協作的大市場，和平與發展成為後冷戰時代國際政治的主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天 “脱鈎”論甚囂塵上，新“冷戰”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中美之間的“柏林牆”呼之欲出。

中美關係走到今天，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各種因素聚合形成的“螺旋風暴”。2008年金融危機後，在中美實力差距持續縮小，意識形態矛盾不斷加深，西方自信心屢屢受挫大背景下，美國精英的憂患意識、悲情戰術與草根民粹的排外情緒，在特定時間點意外結合，建構出大國競爭驟然升級的場景。這其中有事實，更有虛幻的想象，還有黨派政治的操弄。解構“螺旋風暴”，需要區別哪些是必然的、長期的、不可逆的，哪些是偶然、短期的、可以改變的。令人不安的是，近來中美兩國媒體上充斥着情緒化言語，“螺旋風暴”似乎越卷越大。

理性、嚴肅的辯論缺席，邏輯簡單、鮮明但似是而非的觀點廣泛流傳。其一，中美衝突必然論，中國實力發展到現在，必然發生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這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最後一次機會。其二，美國世紀終結論，美國已經內外交困，新冠疫情或騷亂或經濟衰退或中國挑戰就是最後一根稻草。其三，西方意識形態崩潰論，金融危機、民粹主義、新冠疫情等危機中，西方表現欠佳，反映出其制度性危機不可挽救。其四，美國對華政策共識論，美國已經形成兩黨一致的、全政府的、全面遏制中國的“新冷戰”戰略。其五，中國取代美國論，中國構築了全面取代美國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是經濟部分，孔子學院是文化部分，“中國製造2025”是科技部分，千人計劃是人才部分。其六，“脱鈎”有利論，從長遠看“脱鈎”可以擺脱對外依賴，促進美國產業迴歸，加速中國自主創新。其七，美國對華政策失敗論，過去40年美國沒有改變中國的制度、行為模式，現在開始氣急敗壞了。顯而易見，這些觀點脱離現實，客觀上給中美關係的惡化火上澆油。

中美實力差距持續縮小是客觀事實，國際權力轉移也確實容易引起大國衝突，但是“拋開劑量談危害都是耍流氓”。中美實力對比是否已經達到權力轉移的臨界點，中美意識態對立是否到了完全不能相容的程度，是個很大的問號。更何況，即使中美實力對比真的到了臨界點，也並非一定會衝突。這些問題需要專業人士展開認真細緻的學術研究、辯論，隨意將其作為邏輯前提非常危險。

美國的相對影響力在下降，但是遠遠未達到美國世紀終結的地步。1980-2019年期間，美國GDP佔全球的比重從25%回到25%，同期歐盟從35%降到21%，日本從10%到6%，俄羅斯從3%到2%，中國則從2%上升到16%。過去近40年，中國快速崛起、美國沒有衰落、其他大國影響下降，是國際權力格局的本質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伴隨着美國經濟週期起伏，每隔一段時期“美國衰落論”就會重出江湖，迄今尚未變成現實。

西方意識形態、制度確實遇到很多問題，但是消亡或被取代的可能性較小，削弱、改造、分裂、再生的可能性較大。從思想、制度源頭看，西方始於文藝復興、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得到鞏固，冷戰後進一步發展，恐怕難以斷定現在就是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內容龐大、源遠流長、不斷革新的體系，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更何況，目前還看不到自由國際制度的替代品。“北約腦死亡”“西方衰落”“美國世紀終結”更多是警言，而非預言。早在100多年前，《西方衰落》一書就曾流行一時。

迄今為止，無論是美國對華政策還是中國對美政策，都沒有最後定型，未來仍有很大轉換空間。在美國，儘管政、商、學各界對華敵意上升，但是在如何對付中國的問題上遠遠沒有共識。自由國際主義者仍堅持，美國應協同西方盟友，強化自由國際體系，用制度“遏制”、改造中國；民粹主義者要求美國同中國“脱鈎”，迴歸孤立主義；新保守主義者鼓吹“新冷戰”，把中國樹成全球性對手，以此動員美國國內外力量，重振美國霸權雄心。在中國，仍然保持戰略定力，從最壞處着手、往最好處努力。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上強調，中國無意改變美國，更不想取代美國，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這是從幾十年來各種經驗教訓中得出的最精闢概括。

中美競爭關係未來如何演變將是國際權力格局最大的變數。沒有一種方案經受過實踐檢驗，也沒有一種方案能獲得完全共識，更沒有一個一招制敵解決方案。最可能的情況是，雙方都儘可能增加備選方案，各種工具混雜使用，在試錯中不斷調整。這是一個困難的、充滿風險的轉型過程，越是這個時候越需要專業、耐心和冷靜，越不能放空炮、講大話。而一旦出現新“柏林牆”，結果必然是中美雙方大傷元氣，也是全球災難。中美雙方、世界各國都應高度警惕，立刻行動起來，盡最大可能阻止中美關係“自由落體”式的下墜。（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