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香港《基本法》教育應該專業化

今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佈30週年，根據香港善德基金會發布有關學校《基本法》教育的調查指出，三至四成幼兒園、中小學課堂沒有教授《基本法》;近兩成半校長或教師認為，教育局為教師提供的《基本法》教育專業發展課程不足，並建議教師要通過相關考核，才可入職或晉升。

以往香港《基本法》教育長期採用不定期展覽，嘉賓講座，組織《基本法》知識競賽等 “嘉年華”式、碎片化宣傳方式。《基本法》教育沒有納入到學校正規教育中去，與教師的正常教學活動也不發生關係，不需要通過學習研究《基本法》的條文案例來授課。

雖然目前涉港國安法的法律細節尚未出台，但在特區要推動《基本法》及未來寫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涉港國安法教育，則是沒有什麼異議的共識。畢竟執法是除患於已然，而推廣教育才是防患於未然。一個健康而穩定的社會局面，當然是防患於未然最好。

實際上，過去部分學校未在課堂上教授《基本法》，也未必一定是不想教，而是不懂教、不敢教。法學本身是一門非常專業的學科，從基礎概念到法學思維，從法律條文到司法案例，不僅有大量有別於日常用語的專業術語，同時又是直接規範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是融合抽象學理和現實規範的學問。什麼行為是分裂國家？怎樣才算是顛覆？與外國機構正常接觸來往和接受外國政治組織干預的分野在哪裏？常常在新聞中聽到的執法機構、檢控和審判三者，有何不同分工？甚至經常提到的大陸法和普通法，對涉港國安法執法又有什麼影響？諸如此類，涉及非常專業的知識，絕對不可能把這些當成“常識”，然後在學校課堂或公眾教育中望文生義、隨意解讀。中小學基礎教育階段的老師少有在大學階段學習法學專業，教授非專業的法律知識，對他們來説有專業上的焦慮，如果出現因望文生義而誤讀的情況，也擔心會不會因此背上法律責任。

因此，筆者對推廣《基本法》教育的期望可以用一個詞來加以概括：專業化。只有專業化的教育，才能真正準確無誤地推廣，才能真正有效地消除不必要的疑慮。

那什麼叫做專業化呢？至少包括兩個方面：法律的專業化和教育的專業化。

過去香港教育改革中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錯誤理解“常識”的含義，硬是把許多涉及專業科學知識的教學內容，當成無需系統而有條理的學習，更美其名曰常識、通識云云。這不僅使得相關專業知識的學與教變得非常碎片化，而且培養出一種好像無需認真對待、無須系統學習的輕慢態度，最後變成不懂，卻自以為懂。其他學科知識倒也罷了，但如果連法學都這樣，尤其對《基本法》、涉港國安法教育一樣抱持這種態度的話，就連對合法與違法邊界的理解都模糊了，那等於變相製造混亂，更加讓人無所措其手足。一言以蔽之，專業的法學必須專業教授，不能假所謂校本之名義，而行外行之教學。

再看教育專業化。要在基礎教育階段有效地推動《基本法》教育，除了需要有法學專家予以指導之外，同時需要有教育專家尤其是課程專家參與其中，與法學專家共同合作，把安全法所涉及的專業法學知識、概念和理論等內容，轉化為適合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能夠理解掌握的課程內容和教學語言，保持法學之專業但內容深入淺出，這才有利於在學校進行真正適切的《基本法》教育。

因此，特區政府未來應成立專責的教育規劃工作部門，成員包括法律專業人士和教育專業工作者，共同研發課程、教材、教學法和各類教學資源，編制不同學習階段。學生應該掌握和能夠掌握的《憲法》《基本法》的學習素養，既不能在低年級講授過深的內容，也不能在高年級仍流於所謂的趣味問答。在這些課程框架的基礎上，再規劃所應具的教學時數、是否納入現有的八大學習領域和相關的師資培訓等等後續工作。

在《基本法》和涉港國安法教育的基礎上，未來香港還需要將整體國家觀念融入到教師操守與學生意識當中去。過去香港教育更多強調對傳統“文化中國”的敬仰和認同，對當代中國採取迴避態度。即便所謂“中間派”都抱持此理，那些不認同“一國”的人更是不願提，不願做，或者只挑陰暗面，不能從國家發展趨勢的角度來看待基本國情。筆者認為，未來香港國家觀念教育的底線是培養學生對當代中國最起碼的尊重。試想，如果教師能夠輕易煽動學生猛烈批判中國，“一國兩制”也很難在青少年心中紮下根。況且，極端“反對派”已經由過去所謂“反共不反華”發展到對傳統中國也持蔑視態度。近年來所謂“蝗蟲論”“支那論”正是衝着我們的民族文化而來的。

香港歷史教育之所以出了問題，很重要一點是把世界史中的中國史部分看作與己無關的冷冰冰知識，教師教學的傳與授是疏離的，缺乏感情教育與培養認同。香港學校組織學生到內地參考考察，很大一部分行程以歷史為主。今後應該增加香港學生對當代國情的認識教育，不僅要參觀博物館，還要參觀大學、工廠、研究所，讓學生了解當代中國人是如何奮鬥的，使他們對中國發展有更多切身認識。

在近年來香港分離主義勢力張牙舞爪的大環境下，教育界面臨比迴歸以前更重大的責任，不能再零敲碎打，要更加專業、全面。(作者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