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亮：“亞洲世紀”何以尋得確定性

最近，包括現任總理李顯龍及未來第四代領導梯隊核心人物王瑞傑、陳振聲在內的新加坡政要，連續就國際形勢發表看法。其中以李顯龍的文章《瀕危的亞洲世紀：中美對抗的危害》最為吸睛。這篇文章的背景是全球疫情持續發酵之下，中美之間對抗加劇和不信任感加深，而新加坡與其他亞洲國家希望繼續保持經濟發展，享有穩定、安全與和平的地區和國際環境，在未來促進“亞洲世紀”的實現。正如李顯龍所言，“亞洲世紀既非必然實現，也非命中註定”，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面對中美關係這個根本性的“時代問題”，及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一系列不確定因素的挑戰。在這一情勢下，“亞洲世紀”何以尋得確定性顯然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亞洲國家所必須回答的問題。

“亞洲世紀”一詞誕生於上個世紀末，是國內外學界、政界對於亞洲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觀察以及對全球經濟發展進程總體預估的結果。過去二十餘年，中國、新加坡及眾多亞洲國家在經濟建設與國家發展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亞洲世紀”藉此獲得了更為火熱的討論。

對於新加坡及一部分東南亞、東亞國家來説，“亞洲世紀”代表着亞洲國家經濟的持續繁榮與規模擴大，並得益於美國霸權主導及其所構築的“美式和平”。在這一進程中它們同時在經濟上與中美保持着密切的聯繫，既享受“美式和平”，又擁有“中國市場”“中國機遇”。

在中國的視野下，“亞洲世紀”在經濟層面所展示的內涵與上述國家並無二致。但在安全層面，中國近年來更為積極地倡導亞洲新安全觀——以共同安全為前提，綜合安全為方向，合作安全為手段，可持續安全為關鍵內涵，主張“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如今，雖然中國與新加坡等國對“亞洲世紀”的理解有所差異，但各國均在政治、經濟層面面臨着諸多的“不確定性”。在政治層面，中國、新加坡等新興經濟體的羣體性崛起並未帶來對等的國際政治話語權，而大國戰略競爭與權力角逐卻日益激烈;在經濟領域，地區新興經濟體保持難得高速發展的同時，卻不得不面臨着“成長的煩惱”，自身發展疲軟、下行壓力增大，歐美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又日趨強烈。

美國對“亞洲世紀”的理解和看法與中國、新加坡等地區國家截然不同。在其看來，“亞洲世紀”理應是在美國認可與主導的經貿、投資秩序下的發展，當然，特朗普政府主張“美國優先”，它對亞洲地區是否繁榮並不關心;同時，“亞洲世紀”也籠罩在美國的地區安全框架下。針對“亞洲世紀”的當下及未來，美國的情感基調是有疑慮的，而對於“亞洲世紀”是不是“美國的世紀”，如果不是，美國又應該怎麼面對這一問題，美國各界也從沒停止過討論。

在這一情形下，“亞洲世紀”何以尋得確定性將會存在多種答案。但歸根結底，“亞洲世紀”既是中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的，也是世界的，它的實現需要中國、新加坡等亞洲地區國家加強政治對話、安全合作及通過更廣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努力來獲得“確定性”，但同樣也離不開其他域外國家的建設性參與。如若美國能認清到這一點，中美關係這一根本性的“時代問題”也就無須劃出底線，“亞洲世紀”的確定性也將因此水到渠成。 (作者是廣西民族大學中國-東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