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經院兩會筆談】王曙光：以新型舉國體制保障自主技術創新

科技創新是近一段時期全民熱議話題，也是2020年兩會的熱點話題。大國崛起，在當今世界，不單是經濟總量的趕超，也不是貿易額在全球貿易中的獨佔鰲頭，而是科技力量的崛起。在中國提出的現代化戰略中，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最根本的現代化。毫無疑問，今日中國正在處於一個迅猛崛起的時期，經濟總量擴張很快，已經居於世界第二的位置，在世界經濟版圖中所佔的比重也已經開始一步步逼近20%，但中國還要在發展的質量方面下更大的功夫，要在發展的科技含量上更進一步，才能真正成為一個被人尊重的經濟強國，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大國。近兩年的國際局勢之動盪，讓我們明白了未來發展的戰略重點和制高點，乃是高科技和高端製造業。中國必須成為一個科技強國和高端製造大國，才能在未來的大國博弈中立於不敗之地。

當前中國科技水平和總體制造業水平大概可以用緊密追隨（跟跑）、並行競爭（並跑）、超越領先（領跑）這三個階段來概括，不同產業和科技領域所處的階段有所不同。當前中國科技進步與高端製造業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提高核心技術和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發和自主供給能力。我國科技和製造業的問題在於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較弱，核心零部件的自主供給能力較弱，因此即使在一些領域我國佔有相當高的市場份額，但是卻難以獲得較高的市場收益，也難以獲得市場競爭的主動權，往往被一些技術和製造能力較為發達的國家卡脖子，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我們未來科技進步的核心使命，就是要提高中國在核心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中國在核心零部件和核心基礎原材料方面的自主供給能力，這是中國由一個製造業大國向製造業強國、由低端製造業大國向高端製造業大國、由科學技術大國向科學技術強國轉變的重要標誌。當然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在整個國家的科技創新、金融創新、經濟運行機制創新、國家民主法治制度建設等體制方面進行深刻的轉型，需要從國家到企業進行綜合性的全方位的創新與努力。

我們要在自主技術創新方面建立一種新型的舉國體制。新中國前三十年中，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通過舉國體制，實現了我國科學技術和製造業由無到有的劃時代進步，為我國的工業化和科技趕超奠定了基礎。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不斷完善，因此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舉國體制必須轉型，要構建適應於市場經濟條件的“新型舉國體制”。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技術進步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最大區別在於，計劃經濟下技術創新注重產品的創新，通過舉國體制，最大限度調動所有資源（人力資源、金融資源和物質資源），最終實現產品研發的成功，這個產品是物質形態的，不太強調其在市場中的交換價值。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技術創新注重的是生產能夠在市場上獲得比較優勢從而能夠獲得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的商品，因此其注重的是價值層面，而不是物質層面。計劃經濟體制下技術創新的成本收益計算是在一種非市場的條件下進行的，較少涉及市場盈利能力的壓力和市場競爭的壓力，因而產品層面的創新在舉國體制下往往容易成功。但是，如果這種舉國體制下生產出來的技術產品一旦進入一個開放的競爭的市場，則其成本收益計算必須基於市場競爭和要素的稀缺性，不能夠再利用國家的強制力量無償地或低成本地調撥各種要素，此時舉國體制下創造出來的新技術產品就面臨着極為殘酷的市場競爭，這種競爭往往使計劃體制下的新技術產品由於成本太過高昂而根本無法在市場上生存。這就註定了我們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不可能完全照搬計劃經濟下的舉國體制，此時消費者和生產商注重的是商品的價值，而不再是單純的作為物質形態的產品本身。今天我們面臨的全球環境已經是一個開放體系，這也就意味着我們的科學技術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已經處於一個極端開放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環境之中，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在一個封閉的、對外不交往的體系中進行自主創新，而必須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的背景底下進行科技創新和科技交往。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每一個產業政策都要有全球視角。我們的每一個企業的科技進步戰略的實施都要有國際眼光，要從全球要素配置的角度去衡量自己的收益和成本。開放條件下的技術進步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其前提是要適應全球化競爭的需要，要考慮全球要素配置，要考慮全球在技術交易和產業貿易上的遊戲規則。

同時，今天的中國經濟運行機制和要素配置機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市場機制已經基本成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機制和動力機制。傳統的舉國體制中不顧微觀效率而致力於宏觀效率的情況就失去了外部的支撐條件，那些在市場機制中不能體現任何競爭優勢的技術創新、產品和行業，都會被市場淘汰，難以實現其價值。這就迫使我們的科技創新和工業產業發展都必須在一種全新的市場競爭下得到檢驗，既要發揮國家在科技進步與高端製造業中的積極作用，又要將科技進步和高端製造業發展建立在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並徹底接受市場檢驗的基礎之上。

因此，今天的舉國體制必須轉型。在市場化和開放條件下的舉國體制，必須注重市場機制建設，注重技術交易和知識產權保護，注重搭建不同主體間的基於市場機制的合作平台，因此也必須及時轉換國家支持工業化的方式，使政府真正在基於市場競爭的前提下提高企業的技術進步動力，降低企業的技術進步風險。

新型舉國體制下，我們要以更新的體制和機制來促進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科技創新和自主研發對於高端製造業發展以及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多次提到要掌握核心技術，指出要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敢於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15年2月16日習近平在視察中科院西安光機所時説：“我們的科技創新同國際先進水平還有差距，當年我們依靠自力更生取得巨大成就。現在國力增強了，我們仍要繼續自力更生，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我們在改革開放後的一個時期，比較重視技術和設備的引進，這是改革開放初期正確的選擇，但是對於自主技術的開發和創新，卻在一段時間內有所忽視，這方面也有教訓。最近十幾年以來，我國在自主技術創新方面又開始奮起直追，在很多技術方面開始領先世界。

當然，技術創新的背後是制度創新，尤其是國家治理制度的創新。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之所以比較旺盛，主要源於其體制機制的創新。沒有制度作為後盾，技術創新是難以實現的。我們要致力於構建創新發展的新體制，加快形成有利於創新發展的市場環境、產權制度、投融資體制、分配製度、人才培養引進使用機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提高政府效能，從而極大地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體制機制改革的紅利釋放得越多，創新型國家就越有保障，整個國家的創新文化就能夠逐漸建立起來。

作者簡介：

*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產業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先後獲北京大學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留校任教至今。已出版經濟學著作《維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論》《中國論衡》《中國農村》《中國方略》《問道鄉野》《天下農本》《金融倫理學》《農村金融學》等二十餘部，並出版《燕園拾塵》《燕園困學》《燕園讀人》《燕園論藝》及《老子心詮》《論語心歸》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