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西方大規模示威中，Z世代的複雜角色

最近，不少西方媒體關注到在這次由美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所激發的西方國家持續示威中，“Z世代”所發揮的影響力。他們一直是示威活動的主力，始終積極參與，甚至很大程度上主導事態的進程。英國《金融時報》網站的文章認為，他們所形成的新的青年文化在這次疫情背景下的示威中形成了巨大作用。這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所謂“Z世代”，也類似中國常説的“95後”，是西方對於世代描述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從1995年到21世紀的最初十年出生的世代。他們有幾個特點相當重要：

第一，他們是國人常説的“網生代”，也就是數字世代的第一代原住民。他們對基於移動互聯網的手機文化熟悉並善於運用，在此基礎上形成其文化。而這種文化常常是“部落化”的。

第二，他們出生在西方經濟發展較為順暢的“冷戰後”階段，是在相對普遍富裕時代成長的，基本上多數天然屬於中產羣體，其消費力的影響不容小覷。並對其上幾代人產生相當的影響，也更重視自我的感受和體驗。

第三，他們的工作生活等各個方面更重視所謂的“靈活性”和個性，做各種選擇都會更注重自我的滿足。

近些年來，西方貧富差距加大，中產羣體下層的經濟地位下降，社會多重矛盾如移民和種族等也都浮現在很多Z世代的日常生活之中。這些社會矛盾的多年積累，對於Z世代的影響是相當大的。隨着這次疫情在西方的蔓延和持續，現在看來，Z世代其實受到了相當大的衝擊。疫情也使得社會矛盾激化，而Z世代的靈活學習和工作選擇往往是社會保險難以覆蓋的，所以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在疫情下的停止或靜止，讓他們在生活上最先受到影響和損害。

年輕人對於社會不公的感受，更容易形成更激進社會行為的前提。這正是他們社會行動的新背景。這次種族問題的凸顯，其實是多重社會問題的一個聚合點，這個點能直接形成大規模社會動員。從這個點上，西方Z世代年輕人也看到了自身不滿能夠釋放的空間。

而Z世代的“網生代”特性，使得他們更傾向於通過社交媒體來獲得信息，獲得對於世界的看法和認識，也傾向於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中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與自己想法類似的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形成更多的認同，也更容易受到網絡上各種意見和價值選擇的影響。因此，其社會觀點往往由於這種相互影響而越發激進，而由於屏蔽和消除了和不同看法的人相互討論，也更容易形成“極化”的形態。

很多網絡上的社交媒體其實是高度“部落化”的，和所謂的“外人”，包括家中長輩等都沒有兼容性。很多年長的人根本和年輕人的互聯網文化是隔絕的，年輕人使用的社交媒體工具甚至都和一般社會熟悉的有所不同。他們所分享和重視的文化往往和社會上常見的形態有相當的差異。

這樣的Z世代一旦形成其特有的政治和社會看法，根本就如“橫空出世”。這些年來，如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等人的崛起，就是以激進的姿態契合了Z世代相當多的需求，而變得影響巨大。這種“圈子”的文化一旦釋放其政治和社會的能量，外溢為社會行動，往往就會構成極大的社會衝擊。

此外，這些社交媒體的“圈子”能夠在社會行動之中，發揮獨特的組織作用和傳遞重要信息的作用。在諸如示威遊行等看起來自發的活動中，以社交媒體進行組織、形成聲勢，發揮其網絡組織的特殊性已很常見。這種新的社會運動形態，其實正是Z世代所提供的。

同時，這些行動由於其具有青少年的衝動性特點，而缺少自制力，更容易出現暴力和逾越界限的活動。年輕人的精力旺盛，有西方媒體分析認為，他們在疫情前就是高失業率人羣，對新冠疫情的影響感受相對不大，在社會停擺的狀態下他們也沒有其他的更多事情。這更能夠令他們延續其街頭行動。這也造成了這些街頭行動一旦興起，往往延綿不絕，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這些年輕人觀念也相對簡單，由於其激進，往往會做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他們有難言的憤怒和不滿，但沒有更明確的目標和具體的策略。他們往往有即興的、發泄式的表現，卻難有清晰的社會運動中，常見的更具有影響力和説服力的動員訴求。因此熱度雖高，但其訴求往往具有烏托邦的色彩。他們的行為肯定會促成社會的變化，但最終會形成什麼樣的發展卻極不清晰。

Z世代在這次西方大規模示威活動中的表現，凸顯出“冷戰後”的“網生代”年輕人已經在西方社會中發揮獨特的影響。這個Z世代的特性及其對於整個世界發展產生的作用，值得我們更多的觀察和思考。(作者是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