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波：克服焦慮，社會主義有特殊優勢

這幾天，與新發地市場相關的疫情在北京集中出現，疫情的不確定性及由此帶來的生活、工作不確定性也讓民眾出現又一波的恐慌和焦慮。隨着北京以堅決果斷措施控制住疫情，社會的焦慮情緒也開始慢慢消散。因疫情引發的焦慮雖然是暫時的、偶然的，但就焦慮這個問題而言，需要放置在更為寬闊和深遠的視野中思考。

這場抗疫既是民族精神的一次考驗，也是民眾心理的一次檢視。抗疫的實踐證明，我們黨在展現出強大而高效的組織和動員能力的同時，廣大羣眾也展現出眾志成城共赴時艱的大局意識和紀律意識，這是民族情緒的主色調。毋庸諱言，在這段艱辛的日子裏，恐慌和焦慮也曾侵入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段人們的精神世界，有的至今沒有完全消退。“疫情之下焦慮指數暴增”的説法雖然有些過分渲染，但焦慮因疫情上升為民族情緒的一個構成，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應該看到，疫情期間社會意識的激烈衝突，焦慮導致的錯位和情緒化是一個重要原因。

從哲學層面看，焦慮是一個與現代社會相聯繫的特殊範疇。它不是關於生活意義的憂慮，因而不僅沒有美感，而且難以忍受。就其與現代社會之間關係而言，這份莫名的焦慮已經在這個時代存在很久了。焦慮因為可以轉化成為資本服務的思想動力，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系統性地製造和利用，成為一種時代心理痼疾。直接導致焦慮生成的誘因是多種多樣的。對於失業者來説，回望關上的工廠大門之時，內心自然會湧起生存壓力賦予的焦慮。相關調查表明，80%的大學生在使用網絡社交平台時呈現出焦慮特徵。疫情期間，留學受阻、校招受挫、日常生活被打斷、疫情反覆等都可能誘發焦慮情緒。

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個全球性問題賦予焦慮另一個生成的邏輯，即隨着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全球性問題成為焦慮新的源頭。全球性問題製造出的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正在以一種全球性存在的姿態呈現出來，沒有哪個民族可以逃脱這種心理體驗。現代性和全球性交織在一起的複雜中國，在一步步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路途上，也伴有一份複雜的焦慮情緒。

簡言之，疫情將現代性問題和全球性問題交織在一起，給了人們一種更強烈更深刻的焦慮感受。要抗拒和消解這種社會焦慮，如果從哲學層面理解的話，就是要在不確定性的時代中提供強大的確定性。

能否在現代化進程中準確把握社會心理的變化，是執政黨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隨時傾聽人民羣眾內心最深處的聲音，是我們黨的寶貴傳統，也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我們黨根據條件的變化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表述，並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對社會心理重大變化的積極回應，因為“美好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精神概念。

除了認識上的高度自覺，我們黨還擁有克服社會焦慮生成基礎的制度優勢。回望抗疫歷程，當我們感慨來之不易的重大戰略成果時，更應該清楚地懂得，無論是堅持全國一盤棋，還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外顯，都是黨的領導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本質特徵的賦予。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生於憂患，有着深厚而持久的憂患意識和反思能力，總是能敏鋭地將羣眾的呼聲理解為一種政治壓力，並轉化為積極的行動。比如，為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教育部今年計劃招聘40多萬大學畢業生進入教師隊伍，擴充到各地的中小學以及幼兒園。當然，就克服社會焦慮這個疫情“加試題”而言，心理疏導、強化低保和擴大就業崗位等技術層面的努力，也必然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聯繫起來。

抗疫已經引發了諸多關於社會制度比較的討論。與資本主義比較，社會主義更主要體現在社會心理層面的關照。這個精神層面的優勢給人們以希望和歸屬感，編織起人們的想象之夢，從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就是一個超越性和確定性的力量。抗疫給予我們很多啓示，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推動社會主義這個新的文明類型更加完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更加充分地彰顯。（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