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宗：美國“文化戰爭”背後是權力之爭

美國“黑人之死”引發的反種族主義示威活動，又牽出美國圍繞南北戰爭時期南方邦聯旗幟、標誌以及雕像的恩怨和爭議，也讓人對美國文化戰爭、種族關係及其背後的權力鬥爭有了新認識。

文化戰爭早已有之

民權運動以來，“邦聯遺蹟”一直被非洲裔和自由派白人所詬病。2017年弗吉尼亞夏洛茨維爾的騷亂，就因支持和反對拆除邦聯將軍羅伯特·李的雕像而起。在這次美國反種族主義抗議活動中，邦聯雕像這些內戰“負資產”面臨被全面清算的命運，表明南北戰爭的傷口一直沒有癒合，白人仍在為歷史上的奴隸制和當前系統性的種族歧視揹負責任。

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文化戰爭一度十分激烈，且與黨派政治纏繞在一起。民主、共和兩黨及其背後的選民羣體，圍繞墮胎、同性戀、槍支、政教關係、擇校等問題鬧得不可開交。這種文化衝突，可以理解為美國內部的意識形態之爭。

美國文學和歷史也淪為文化戰爭的戰場。保守派認為，美國理所當然是白人建立的國家，“瓦斯普”（WASP，即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文化是美國主流文化。但多元文化主義興起後，少數族裔和白人自由派開始挑戰這種“白人書寫的歷史”。在他們看來，美國是白種人、黑種人和紅種人（印第安人）一起創立的，美國文明是歐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交匯碰撞的結果，後來的黃種人、棕種人也構成美國曆史的一部分。圍繞歷史教科書問題，各派爭吵不休。

在“政治正確”大潮中，好萊塢關於種族題材的影片，如《光榮戰役》《為奴十二年》《綠皮書》等，要麼呼喚種族和解，要麼聲討種族主義。近期美國某媒體平台以著名影片《亂世佳人》充斥“南方人的視角”為由將其暫時下架，只是文化戰爭的極端表現。

文化背後是權力

文化之爭是表象，背後是不同黨派和利益羣體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權力之爭。一些南方白人樹立邦聯雕像，既是對內戰中“北方入侵”的無聲抗議，也是向黑人展現白人至上的姿態。對抗議者來説，推倒雕像是在打破這種“壓迫性存在”，與反抗白人警察的執法不公和社會上的種族歧視一脈相承、異曲同工。同樣，歷史如何書寫、電影如何拍攝，都涉及價值觀及其背後的權力與利益。

在美國這個高度不平等的國家，種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如孿生兄弟。以黑白矛盾為核心的種族矛盾，也是貧富差距和階級壓迫的反映。

經過幾十年發展演變，美國兩黨的種族劃線越來越清晰，種族主義和反種族主義成為理解美國政黨政治的關鍵。民主黨支持《1964年民權法案》和《1965年選舉權法案》以來，該黨便成為少數族裔和自由派白人的代表，成為旗幟鮮明反對種族主義、推動種族平權的政黨。而自尼克松推動“南方戰略”，有意利用白人的懷舊情緒，將南部白人從民主黨支持者轉變為共和黨的基本盤後，共和黨就成為保守派白人的代表，成為通過“狗哨政治”推銷隱性種族主義的政黨。

政治權力決定政策走向和資源分配。當前，民主黨呼應“黑人的命也是命”、呼籲警察執法改革、支持移除邦聯雕像，旨在藉助反種族主義運動動員選民，獲取最高權力。特朗普呼籲“法律和秩序”，反對民主黨警務改革方案，反對軍事基地更名，則試圖鞏固在白人保守派中的支持，贏得連任。

美國政治走向很關鍵

美國這輪抗議活動終究會平息，歷史上的各種運動也都沒有動搖其國本。但與歷史上相比，當前的亂象至少有幾個“異象”，讓這場美國版“顏色革命”充滿不確定性：

一是美國的矛盾多重交織。疫情蔓延、經濟衰退、大選臨近等多重因素，都似乎是亂象的助燃劑。二是政治高度極化。兩黨除了在重大預算等一些議題上合作外，在移民、醫保等其他問題上都鬥得不可開交，互相視為“敵人”，這種政治“超級極化”難以破解。三是人口趨勢形成心理衝擊。美國白人和非白人人口占比正經歷影響深遠的變化，這成為催化種族主義沉渣泛起的“巨浪”。

透過歷史的望遠鏡看，進步主義是美國的大趨勢。少數族裔、新移民、女性、同性戀等弱勢羣體，都通過不斷抗爭維護了自己的權利，提升了社會地位，從而推動了歷史的發展。未來美國若能“知錯就改”，推動警務體系改革、逐步緩解種族矛盾，那樣對其發展無疑是有利的。但如果抗爭的弱勢羣體被貼上“極左”“暴民”等標籤遭強力彈壓，右翼保守力量頑固地抱殘守缺，美國內鬥可能更激烈，對美國本身和國際政治都會形成新的衝擊。（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