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希穎：“百年變局”日趨顯性，對美“SayNo”風起雲湧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2018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做出的極具前瞻性的論斷，“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該論斷的核心是“變”，本質上是希望重塑一個更加文明的世界秩序，完善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機制。它的依據及內涵在今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和“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兩次重大事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二戰以來，全球所有國家面臨同一個無法迴避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考驗，需要針對同一份“試卷”以實際抗疫成效來進行解答，並且成績難以通過“輿論包裝”來粉飾。在此之前，普通人對於各國國情的認知主要是受輿論影響，西方國家憑藉強大的國際輿論掌控力讓“西方最優”，尤其是“美國最優”的觀點深入人心。

在疫情應對問題上，全世界都看到了西方國家並沒有給出“最優”解答，美國甚至還交上了“最差答卷”。飽受西方國家輿論非議的中國，反而在強大的工業生產，高效的組織協調，穩定的物資保障，充分的人員調動，無私的社會協作，堅定的為民服務等方方面面，都展現出了最為綜合全面的“國家能力”。

除了個體國家“最優”印象被顛覆外，與傳統軍事安全緊密關聯的聯盟、協作和應急等現有國際治理及運轉機制，在疫情衝擊下基本處於實際停擺的狀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面對本次疫情，包括包括日本、韓國、意大利、法國、德國、捷克和加拿大等在內的美國盟友國家，第一時間並不是向美國尋求援助，而是選擇中國作為它們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優先選項，它們對中國“防疫能力”的信任感明顯遠超美國。

不僅如此，美國盟友圈及歐盟內部甚至因為彼此無法提供實際上的援助及互相扣押關鍵醫療物資等情況，而產生了不小的嫌隙。當然，這些只是面上的表現，本質上是疫情應對過程中相關國家“真實的國家能力”無法適應防疫需求的體現。中國則不同，除了高效處理好國內疫情外，還主動承擔起負責任大國的角色，第一時間共享疫情信息，主動全域防控，積極供給物資，全球派遣專家……

“沒有這次疫情的對比，我們真的不知道中國這麼好，中國製度是如此優秀”，不少網民感慨道。無論之前西方媒體主導下的輿論如何煽動“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幻想着“腐朽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會在疫情的衝擊下土崩瓦解，最終的結果都證明了，這場疫情確實是“切爾諾貝利”，不過不是中國的，而是西方世界的——“百年變局”的信號在越來越多的細節中日漸顯性。

對比“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雖然“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只是一場美國國內的政治示威活動。但作為被認為是上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反種族歧視遊行示威活動，當它選擇將哥倫布、李將軍、傑斐遜和華盛頓的雕像一個個推倒時，特朗普極力營造的美國社會繁榮穩定和諧的最後一點假象也就被徹底剷除了，無法彌合的社會撕裂終將見證美國的轉向。和疫情一樣，這場運動及其背後深藏的原因，不僅會對美國產生巨大影響，更折射了美式治理內憂外患的窘迫局面：

當民主黨與共和黨完全撕破臉皮，針鋒相對，連“表面的和諧”都拒絕時；

當特朗普支持者可以因為政見不同，就充滿仇恨的選擇以郵寄炸彈給包括奧巴馬、希拉里在內的一眾民主黨要員來排除異己時；

當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記者會上，因被問及如何看待特朗普威脅對美國抗議者使用軍事力量而足足沉默了21秒時；

當英法德澳等盟友國家的民眾竟然都“攜手”起來旗幟鮮明的反對“美國暴力”時……

從國內政治到國際政治，國內社會到國際社會，當美國現行的治理機制被全方位“say no”且漸成風起雲湧之勢時，美式霸權的衰敗已然進入了高速軌道。

面對當前這樣的國際背景及國內外環境，面對疫情帶來的國際秩序的加速轉變，面對特朗普肆意揮霍美國最寶貴的“威信”（威望和信譽）的行為，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做好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對外工作具備很多國際有利條件”。

以“港版國安法”的提出和推進為例，正如21日香港示威者在美國駐港領事館門口高舉“Black Lives Matter，Say No Together（黑人的命也是命，一起對美國暴力説不）”抗議時所説的那樣，“美國根本管不好自己國內的事務…對內暴力治國…現在又把手伸到香港來了，這是必須堅決反對的！”

在美國陷入國家動盪、社會撕裂及威信盡喪，且難有化解之法的時期，中國卻在用最符合法治精神的辦法推進香港問題的解決，順勢而為，靈活地調整和完善，中國便擁有了更大的空間。

簡而言之，在核威懾的牽制下，中國能夠順勢而為，依託和平漸進的方式，通過積極給出“中國範本”，對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機制進行完善，那麼，人類歷史上以和平方式推動新舊秩序更替及治理模式提升的空白，就一定能夠被“中國模板”所填補。（作者是全國青聯委員，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政治戰略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