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新形勢下，中印需重新定位雙邊關係

中印在加勒萬河谷發生衝突並導致人員傷亡，一些西方媒體和評論人員聞風而動，稱中國此舉將把印度推入美國的懷抱。這種説法，既誇大了加勒萬河谷衝突事件的性質，也低估了中國和印度作為世界大國的戰略穩定性。

加勒萬河谷衝突是一次必然之中的偶然性事件。衝突發生的必然性在於：兩國邊境長期緊張，情緒難以控制，形勢突發性惡化是正常現象。偶然性是指：雙方都沒有給對方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主觀故意。人員傷亡主要是由客觀因素所致。對峙現場的高海拔、低氣温以及險惡的地形地勢，是導致人員傷亡的主要原因。在那個地方，感冒和腦部輕傷等“小毛病”，都有可能導致死亡。因此，這次衝突雖然是兩國加強邊境控制的一個主觀結果，但導致重大人員傷亡卻非雙方本意。

中印兩國在邊界和領土爭端方面的管控措施，看起來問題不少，但其實是非常有效的。兩國已經成功地把問題降級，從一個領土爭端問題降級成對實控線的認知和管控問題。與此相比，中印兩國在海洋戰略和南亞政策等方面的競爭與合作關係，才是影響兩國間關係長遠走向更重要的因素。從這個角度講，邊境衝突很難改變中印兩國任何一方的戰略判斷。看中印戰略關係有時要超越邊境爭端，超越雙邊和地區範疇，用更國際性和世界性的眼光。

從歷史上看，中國和印度的對外戰略穩定性是非常高的。1962年中印衝突發生以後，印度並沒有在根本上改變中印關係，也沒有改變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只是把對華關係冷淡了下來。印度對外戰略的根本調整，是在中美關係改善和冷戰結束以後才發生的。印度對華戰略的調整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傳統國際格局發生明顯變化，中國和印度同時崛起的結果。所以，認為邊境衝突會把印度推向第三方的説法，僅僅把印度視為國際政治中的一個棋子，低估了印度這個崛起中的世界大國。

中印兩國確實需要在新形勢下，重新定位雙邊關係。當前中印之間的關係框架，從微觀到宏觀，基本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時確定的。在那個時候，中國和印度還比較弱，國際行為能力和控制邊境地區的能力都非常有限。當時，兩國在邊境地區的巡邏能力都非常低，相遇的機會比較罕見。兩國的巡邏隊，經常是通過地貌改變或在某塊石頭上留下的字跡，才知道對方的巡邏隊曾經到過。但是現在，兩國都建立了全方位、全時段的監控體系，巡邏能力也大大增強。以前偶發的相遇和對峙，現在成為常態化現象。當前的中印邊境管控機制，已經不再能滿足新形勢下維護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的需要。

在宏觀和戰略層面，中印兩國也需要解決一些新問題。中國向索馬里海域派出護航艦隊以後，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各種存在逐漸常態化。這可以説是鄭和下西洋以後600年來中國海洋戰略的最大變化。印度也一樣，通過東向戰略和各種雙邊、多邊軍事合作，也把自己的海上活動範圍擴大到南海、東海甚至是太平洋東部海域。中印兩國史無前例地同時崛起，同時追求海洋大國地位，為雙邊關係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在兩國的戰略視角同時從陸向海轉型的情況下，喜馬拉雅山已經不再構成兩國之間交往障礙，也不再是兩國間的有效戰略緩衝。中印看待對方的戰略視角，也要超越喜馬拉雅山，更具有獨立性、戰略性和前瞻性。（作者是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