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美國年輕人在抗議中發泄什麼

1995年後出生的“Z世代”成為美國大規模反種族主義示威活動的主角，這個現象受到國際輿論廣泛關注。為什麼這些“95後”年輕人成為美國抗議活動的“領軍者”？對此的回答不妨溯源到比“Z世代”稍微年長、1982年到2000年間出生的“千禧一代”：美國“千禧一代”不滿現行體制，嚮往社會主義，而兩次參選總統的民主黨人桑德斯就是抓住了“千禧一代”的心……

可見，由“Z世代”和“千禧一代”組成的美國年輕人都是對美國現狀不滿並尋求改變。“Z世代”在此次抗議運動中扮演主角，組織自己的示威活動和團體、並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宣傳等，既與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帶來的大面積失業和經濟衰退有關，更是他們對日趨惡化的多重社會問題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大量美國年輕人處於失學失業困境。疫情在美國暴發以來，美國已有超過4000萬人（1/4的勞動力人口）申請初次失業救濟，其中不少是年輕人。全美學校在春季學期開始後不久便因疫情遭遇緊急關閉，美國基礎教育（K-12）公立學校均已全面停課放假，高校緊急採取“停課不停學”方案，將線下課堂搬至雲端。處於失學失業困境的年輕人不僅承受着經濟不安全感和生命不安全感的壓力，還因熱愛社交和户外活動而被批評為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和難以有效控制的責任者之一，被貼上“享樂主義”“難於保持社交距離”等標籤。蔓延到全美多地的抗議活動，因此成為這些年輕人的情緒出口。

其次，社會不平等加劇使美國年輕人深受“機會不平等”困擾。在全球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美國經濟結構向金融化轉型，本國經濟的產業空心化和新興國家廉價勞動力市場的衝擊，使美國國內勞動力市場狀況逐年惡化，不利於年輕人就業。今天的美國社會不僅有種族區隔，而且各種族內部的階級差距也在擴大。

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的《我們的孩子》（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書中所揭示的，從收入、財富和社會資本等多個維度來看，美國“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幻象已經被打破，“我們的孩子”正處於“生而不平等”狀態已經是客觀事實，而“Z世代”就是這本書所説的“我們的孩子”。這些美國年輕人正在藉此次抗議活動表達對機會平等性喪失的不滿，也希望能夠身體力行地改變這種社會不平等性。

再次，社會流動性下降使美國年輕人“奮發卻不能向上”。通過個人努力向上攀登是“美國夢”的精髓。但今天的美國社會經濟壁壘處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其結果是，美國上層社會的孩子們享受着更多特權；而“窮孩子”身處焦慮、孤獨甚至失去希望的惡劣境地，因為缺乏家庭和社區的保護而越來越脆弱化，進而越來越難以通過個人奮鬥來改變命運。

甚至有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稱新冠肺炎疫情是“嬰兒潮一代的消滅者”（BoomerRemover），以此表達對已經完成財富積累和意識形態保守的“嬰兒潮一代”的不滿。所以，不少美國“Z世代”將自己視為時代的受害者，希望通過參與甚至親自組織抗議活動來推動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有所改善。

最後，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過度市場化使美國中低階層年輕人面臨“生存危機”。由金融資本主導的市場力量多年來推動着美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產業化。生活成本持續上漲，無論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都不同程度上成為營利性主體，大學學費上漲幅度更是遠遠超過通貨膨脹率，自1980年以來已經上漲了213%。其結果是美國學生貸款數額激增，2019年已經達到1.51萬億美元，成為僅次於住房債務和信用卡債務的美國最大債務之一。

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只能就讀於質量較差、往往以利潤為導向的低水平大學，他們中的不少人在畢業時不但拿不到學位，還因讀大學而揹負了沉重的助學貸款債務。目前，美國有近七成大學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還款壓力，畢業後也難以實現經濟獨立，有的甚至需要還貸到超過60歲，只有24%的聯邦援助貸款人同時償還本金和利息，有近20%的貸款是處於拖欠或違約狀態——高等教育制度和助學貸款體系被批評“加劇了美國的社會經濟不平等”，這也是促使“Z世代”走上街頭進行抗議的重要原因。

機會平等性和社會流動性二者所受到的嚴重衝擊，使美國現行社會模式的正確性遭遇美國年輕人質疑。“Z世代”成為此次美國抗議活動的領軍者，將美國社會的代際分裂鴻溝清晰地展現於世人面前。（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