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新就業形態如何補齊“短板”

疫情期間，基於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催生了大量“新就業形態”。什麼是新就業形態？發展新就業形態還需要補齊哪些“短板”？記者就此採訪了業內人士。

穩就業重要渠道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通過大量調研可以發現，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就業形式正成為穩就業的重要渠道。

“新就業形態，是指依託互聯網等現代信息科技手段，實現有別於正式穩定就業和傳統靈活就業的靈活性、平台化的組織用工和勞動者就業形態。”莫榮認為，這些新就業形態依託互聯網平台，就業門檻相對較低，且進出自由，就業相對靈活自主，因此對增加就業機會、緩衝失業風險、幫扶困難羣體就業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明顯，也是疫情期間失業待業人員實現兼職就業、穩定收入來源的重要保障。

近年來，新就業形態因其時間、空間的靈活性，開始顯現出獨特的優勢，特別是平台眾包工作、網約工作、社羣經濟就業等新就業形態發展較為亮眼。尤其是今年疫情期間，餐飲、交通、住宿等服務業一度按下“暫停鍵”，但取而代之的線上零售、線上教育、視頻會議、遠程辦公等，不僅保障了人們日常生活和工作，而且還提供了大量靈活就業崗位。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顯示，2019年，以新業態形式出現的平台企業員工數已達623萬人，比上年增長了4.2%；平台帶動的就業人數約7800萬人，同比增長4%。據美團公佈的數據，2019年通過美團平台獲得收入的網約配送員（外賣騎手）總數達到398.7萬人，比上年增長了23.3%。其中，25.7萬人是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佔騎手總量的6.4%，已有25.3萬人實現脱貧，脱貧比例高達98.4%。從疫情暴發至今，在美團平台獲得收入的新增騎手數量超100萬人，承擔了穩就業的社會責任。

面臨“成長的煩惱”

記者注意到，今年一季度以來，中央及國務院各部委多次發文要求，多渠道支持靈活就業發展。今年3月份，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推薦的54家職業技能培訓線上平台也包括滴滴這樣的新經濟平台。上述政策不斷釋放出靈活就業未來發展的巨大空間。

不過，專家也指出，當前對平台經濟的監管不適應新經濟發展的問題比較突出，特別是疫情衝擊下利用平台經濟“保居民就業”的支持政策明顯滯後。新就業形態打破了舊有行業和秩序下的利益關係和管理規範，對傳統就業羣體、管理手段、勞動法律體系、就業服務管理、社會保障政策等形成衝擊。

莫榮表示：“互聯網技術催生了一大批新就業形態，將‘工作’細分為具體‘任務’，通過眾包工作平台提供給勞動者，是一種新的勞動交易方法，現行勞動法律制度和勞動用工管理方式與新就業形態不適配。一是如何做到既保證靈活就業羣體的權益，又能促進其健康發展，需要深入研究；二是就業扶持政策如何惠及平台上的靈活就業者以及個體工商户，需要研究；三是平台上靈活就業的手藝人、新匠人羣體亟需職業技能提升培訓，如何解決教育培訓資質問題需要突破；四是如何解決靈活就業者參加社保的問題，暢通靈活就業羣體參保渠道。”

也有專家指出，近年來，部分地區的“互聯網+”平台勞動糾紛與往年相比也呈增加趨勢。由於平台就業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頻次、監管方式、績效考核方法等與傳統就業方式不同，相關法律法規難以覆蓋這部分勞動者，需要出台新的法律法規維護其合法權益。

新業態需制度支撐

為完善就業促進政策，支持新就業形態更好發揮保就業、防失業與提升就業質量的作用，莫榮建議，要分類規範新業態下的用工。

“要研究新業態下的平台用工和傳統勞動用工的區別，創新勞動保障法律制度，更好地保障勞動者權益。同時，要制定更加積極的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支持政策。對於解決就業人員較多的平台，可根據吸納就業困難人員的具體情況給予穩崗補貼。”莫榮説。

記者從人社部瞭解到，日前，由人社部、國務院扶貧辦主辦的“數字平台經濟促就業助脱貧行動”正式啓動實施。行動將針對貧困勞動力和農民工技能特點，提供一批外賣騎手、物流收派、倉庫管理、理貨打包、家政服務、汽修服務等崗位，定向投放貧困地區；針對無法外出務工的貧困勞動力，提供一批電商平台智能標註員、兼職雲客服等居家靈活就業機會。

在莫榮看來，出台新業態靈活就業職業培訓政策尤為重要。“比如，美團平台上註冊線上手藝人保持不斷增長，數量已達百萬人。對於通過培訓提高手藝人的服務質量，幫助平台開展線上職業培訓，對符合培訓補貼規定的給予補貼等，需要研究並創新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零工經濟”這種去組織化的就業模式打破了僱主與勞動者的傳統用工關係，新就業形態也面臨着就業安全性的風險。

“應研究解決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的便捷性問題，進一步優化社保參保服務，提高社保覆蓋面。”莫榮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