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懷中：日本戰略調整釋放令人擔憂信息

日本政府6月決定着手修改2013年制定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據報道，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將就此對三個領域進行重點討論併力爭年內完工：新的導彈防禦方式、經濟安保、後疫情時代國際規則。新戰略整合外交、安全、經濟等領域，具有國家戰略即大戰略特性。

兩大政策指向值得關注

在當今複雜國際形勢下，日本此舉可能帶來系列重要影響。從種種動向研判，這次修改顯露的兩大政策指向——軍事安全的“正常化”與“攻擊轉型”、經濟安全的“政治化”與“戰略化”，尤其值得關注。

首先，軍事安保方面，新戰略意圖實現重要禁忌的明文化、政策化與“正常”化，正面突破“專守防衞”國策。以陸基“宙斯盾”系統部署計劃停止為由，安倍政府正考慮擁有攻擊敵方基地能力。其思路是，建立強大的常規威懾力量，以攻代守，以高效的進攻性手段達成新形勢下的有效威懾和反擊軍力。實際上，日本自衞隊已擁有了相當的打擊力量及精鋭攻勢作戰能力，安倍二次執政以來在防衞領域不但大力解禁或鬆綁“軟件”，還大膽發展高精尖武備等硬件。現在它想在此基礎上更進一層。

其次，經濟安保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新戰略欲將經貿事務戰略化、政治化與安全化的傾向。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種操作思路：第一，撤資搬企。鼓勵日企內向迴歸，收縮對華投資與佈局。第二，設限科技合作、教育及知識交流。當前安倍內閣正在審議並擬於7月通過2020年版“綜合創新戰略”草案——為防止尖端技術流向國外，加強對留學生和外國研究人員審查的方針。第三，構建經濟與安全的統籌與處理機制。早在2019年，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內已新設“經濟班”，負責從國家安全角度審理重要經濟事務。同時，以經制政、以政領經的“特朗普化”現象已在安倍內閣體現，其在處理日韓關係時已盡顯此手。

當然，以上只是新戰略調整的可能傾向，其結果取決於多方政治勢力的博弈。照此方向能否保障國家安全，日本內部疑慮之聲似已給出答案。例如，朝野各界各方都有聲音對安倍政府根本性架空“和平憲法”與“專守防衞”限制表示擔憂，認為這種突破勢必刺激軍備競賽，惡化地區安全形勢，也必將給日本安全環境帶來極大風險挑戰。同時，日方自身眾多研究表明，違背經濟規律、將經濟議題過度政治化，人為強行推動“脱鈎”及“去中國化”，既行不通，也於己不利。

對華政策跑偏藴含風險

日本推動戰略調整，鄰國無需對號入座，但這種調整釋放出的“對華、聯美”信息令人無法忽視。安倍政府提前修改安保戰略本身，就被認為意在應對中國。5月揭曉的日本2020年版《防衞白皮書》草案聲稱，要將中國推動的“秩序構建”與“國家競爭”作為安保領域課題“予以重大關注”。同時，此番戰略調整之際，日本隨美、日美聯動更是明顯。《日美安全保障條約》6月23日迎來生效60年，《日經新聞》當日報道稱：由於焦點是應對中國，戰略的修改將與美國進行協商，與日美安保體制聯動，綜合討論包括防止先進技術外流的經濟安保等措施。

“聯美製華”的思路，決定日本此番戰略調整將不可避免地影響中日關係，這也部分解釋了近期安倍政府對華態度出現微妙變化的背後原因。到2020疫情暴發前後，安倍政府在與北京打交道時相對謹慎，試圖維護2017年以來的改善勢頭。但在疫情如此需要合作之際，大約自5月始，日本對華政策出現“跑偏”跡象，刺激兩國關係的做法不時顯現。

我們願意相信其中有“不得已”成分：畢竟新冠疫情大幅重新定義了國家安全的範圍和意義，重新思考全球化及供應鏈安全並做出相應調整，不獨日本一國所為；因受“美壓”，在中美之間的間距拿捏及對華表態出現偏差，也並非日本一家。這些尚未滑出中日關係的底線，中國並不乏包容別人關切和“難處”的度量。

但最近的系列事態也顯示日本並非沒有打算深調戰略的可能，這正是我們要關注和擔心的。日本明裏暗裏推動對華安全對抗、軍事威懾以及經濟“脱鈎”與“阻隔”，且在涉台、涉港、涉島等方面顯露出格言行，似有誤判國際變局與“後疫情”形勢、朝向不明智方向發展的苗頭。東京調整對華政策航向，似欲加入美國對華地緣政治競爭與抗衡。如果這是一種戰略性設計與趨勢性轉變，那就有可能滑出中日關係的合理區間，它藴含的風險係數實在太高。

應該更有遠見而非焦慮搖擺

日本戰略界和精英層都認為日本對外頭號課題是“中國問題”。此前幾年，可以説安倍政府踏在中日關係發展的正確脈動和基線上，這也符合安倍所提“日中協調”精神以及“永遠鄰居”要義。

兩國這種良好關係發展的指南就是2019年達成的中日“十點共識”，觀其內容可知，實際這也是日本謀求“軍事安全”與“經濟安全”的最佳方案。兩國合力推動新時代關係構建，成為近年地緣政治惡化及大國博弈加劇情景中不多的國際亮點。在此過程中，安倍推行“戰略自主”與平衡外交，契合國際變局大勢，增加了日本贏得自立空間與大國地位的機遇。

中日關係復交時就呈現的沉痛教訓是，日本不應對美亦步亦趨，勿讓華盛頓完全左右其對華政策。日本需要認識到全球大變局及亞洲新現實，並學會平衡駕馭這種前所未有的複雜形勢。與西方國家初次面對如此“大快頭”的中國不同，日本應當已在中日關係的悠長曆史中領悟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理應多一份遠見、淡定和自信。但它目前顯示的卻是過分焦慮、搖擺與爭鬥性，這不得不讓人深感遺憾和惋惜。

2020年春夏之季註定不平凡，日本國家戰略及對華政策面臨一次重要選擇，這也必將影響到其自身安全與中日關係。安倍執政漸近收官，如果留下的政治遺產是日本在安全上倍加不安，在鄰里關係上“風月難以同天，山川畢竟異域”，那隻怕是辜負了新時代“令和”的美好寓意，也辜負了歷史賦予他作為首相的寶貴最長執政時間。（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