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理性認識“二次返鄉潮”

新冠疫情是史無前例的一次公共衞生危機，其對就業的衝擊尤其顯著。相對城鎮人口，農民工的失業率更高，有報道顯示，外出農民工二次返鄉規模已經超過1000萬人。

這是可以預見的。事實上，2020年農民工失業率上升、農民家庭收入下降已是大概率事件，而且比例可能比預期要大。比如説，1000萬這個數據指的是外出農民工的失業狀況，實際上我國約2.9億農民工中，還有約1.2億本地農民工，他們同樣面臨非農就業機會減少、工資水平下降等問題。而且隨着全球疫情持續擴散，危及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

如何理性看待農民工進城後因失業造成的二次返鄉？其中是否隱含着巨大的民生和社會風險？實際上並不必然如此。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大量農民工失業，很多人擔心引發社會危機，實際上平穩度過。2020年因疫情導致的農民工失業同樣不會引發社會危機，這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彈性結構沒有變，農村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農民工在城鄉之間仍然有流動空間。

主要是以下三個原因：第一，現階段很多農民工的就業是非正規就業，就業本身不穩定，他們的户籍身份和身份認同是“農民”，失業和就業時常交替，可以説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對於年輕人，失業意味着在家裏多等待一段時間，對於中老年人，則相當於提前返鄉。

第二，農村是十分穩定的。農民工失業後返鄉是農民工化解危機的一種重要策略，本身不是危機。農民工一般採取“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農村有承包地、有自建的住房、還有小塊種菜的自留地，他們返鄉後獲得穩定的生計，促成了中國特色的“漸進城鎮化”秩序。

第三，農民家庭一般注重儲蓄，以應對建房、婚喪、教育等大額開支需求。過去十多年農民工收入不斷提高，然而消費基本保持農村標準。面對規模性失業，農民的承受能力比城鎮人口強。這是農民應對危機的底子。

因此，不必對農民工規模性失業及收入下降問題過於焦慮。從底線思維出發，當務之急是通過穩定的“三農”政策穩住農業和農村，讓失業回鄉的農民工能夠維持基本生計。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一個可行的建議是通過資源下鄉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農村公共服務，為在村農民度過危機提供穩定的預期。對於一些因疫情、失業而返貧的家庭，建議強化扶貧兜底政策的救濟功能，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從農村人口龐大的基數這一客觀現實出發，安排大規模財政資金以現金補貼低收入家庭的建議並不可行，農民家庭依靠農村資源及儲蓄是可以度過當前危機的。對於一些地區借鄉村振興，推進農民上樓、消滅村莊的政策，要及時制止，因為那無異於在疫情衝擊下拔掉農民的根。（作者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