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傳穎：新冠疫情開啓“數字外交”元年

新冠疫情使相當一部分國際交往不得不中斷和停止，同時也促使人們通過新手段來繼續推動和延續一些重要活動。世界衞生組織前段時間舉行了史上首次視頻大會，有人猜測9月的聯合國大會可能將改在線上舉行，6月30日新西蘭宣佈2021年APEC會議也將移師線上。有人認為，疫情將推動外交工作的數字化趨勢加速，不但支持遠程會議的技術將不斷創新，未來還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各種可能局勢建設的演習模擬。也有人認為，鑑於外交的特殊性，以及網絡安全等挑戰，疫情過後外交工作還是會恢復到之前那種狀態。

筆者認為，新冠疫情正在開啓全球數字外交元年。第一，疫情過後，網絡外交將作為常規外交的一種補充繼續發揮作用。疫情期間，在線視頻外交、視頻峯會等形式已得到廣泛運用，從早期應對疫情危機到目前對常規外交活動的替代，網絡外交的形式越來越豐富，越來越被接受。通過開展網絡外交，各國可以節約大量外交預算，減少國際旅行，降低領導人消耗在外交工作上的時間和精力，便於領導人間的溝通，並作為一種便捷的外交形式，促進更多的雙邊和多邊交往。

第二，網絡外交順應外交和國際關係越來越公開化的趨勢。近代以來，外交工作從早期的“密室外交”日益轉向公開、透明化的新型外交，以適應和滿足公眾對於外交信息的需求。公共外交、對外宣傳也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外交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僅如此，社交媒體為各國政府提供了一個更加平等、高效的外交平台，幾乎所有外交機構都在國際及所在國的社交媒體上開設官方賬號開展網絡外交工作。

第三，網絡新興技術可以為越來越複雜的外交議題提供新的解決思路和方法。大數據不僅在疫情防控的國際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早已被用來協助聯合國等機構開展打擊軍火走私、販毒、婦女拐賣等有組織犯罪。未來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可以被用於外交形勢研判，測試外交政策和戰略決定。新興技術應用的空間由此將越發廣闊，從技術軍事、國防向外交領域的轉換也會非常便捷。

開展網絡外交同樣面臨一些問題。

第一，國際社會需要建立網絡外交規範。傳統外交活動受到《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的保護，而網絡外交領域的規範目前還是一片空白，容易產生外交糾紛，比如使館和外交官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賬號該怎樣界定。由於缺乏明確網絡外交規範，也很難鑑別正常外交信息發佈和所謂“信息戰”。

第二，社交媒體平台需要對網絡外交產生的數據實施特殊保護，不應將這些賬號的相關信息透露給第三方。隨着網絡外交活動越來越頻繁，其產生的數據將會對各國的外交決策和國家安全產生很大影響。相關平台由誰掌握，代表誰的利益，哪些企業有資格參與到網絡外交規則制定和活動中去，國際社會應當有相應規範，確保平台保證外交數據的安全，並且禁止向第三方分享。

網絡外交在疫情之後不會退回原點，只是需要國際社會制定更多規範去促進其發展。在人類社會從工業社會邁向信息社會、智能社會的進程中，外交工作並不會掉隊。（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