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奧：澳大利亞外交戰略亟待糾偏

中澳關係如今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究其根源，在於近年來澳政府的一系列戰略誤判，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條：

一是執着於對美關係壓倒一切。澳大利亞傳統上把澳美同盟置於外交優先位置，但莫里森政府追隨美國可謂不遺餘力、不計代價。澳不僅利用各種場合吹噓澳美特殊關係，在行動上更是“奮力爭先”。澳積極推進“印太戰略”，配合美在南海巡航；爭做“五眼聯盟”中最活躍一員，率先全面禁止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甚至還遊説別國效仿；積極加入美推動的“經濟繁榮網絡”“G7+”“藍點網絡”等倡議或機制。在疫情問題上，澳配合美對華“追責”、污名化，推動“獨立國際審議”。相比之下，澳對美無視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強推單邊主義的霸凌行徑完全視而不見，對美疫情控制不力、國內種族主義氾濫始終緘口不言，甚至還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議“美國警察暴行和種族主義問題”決議草案之際為美開脱。在國際社會眼裏，澳大利亞活脱脱就是“美國代理人”，像是美“第51個州”。

澳美同盟有其歷史淵源，關係有親有疏本也無可厚非，但喪失對事情是非曲直的基本判斷，毫無原則地討好、迎合，充當美國的棋子、工具，就是另一回事了。回顧歷史，美秉持“美國優先”、犧牲盟友利益從不手軟，澳美同盟關係真的是“護身符”嗎？展望未來，在美為維護自身霸權全方位對中國進行遏制打壓的背景下，澳被綁上美國戰車符合自身利益嗎？澳國內不少有識之士也警告美政策的隨意性和利己性隨時可能令澳為其買單。

二是自陷於對中國的各種無端猜疑和偏見。歷史上中國從未做過傷害澳利益的事，現實中澳從對華合作中得到了不少實惠。即便如此，“中國威脅論”的影子在澳對華政策中無處不在。不論是出台“反外國干涉”立法，還是對中國赴澳投資設限，抑或是終止新南威爾士州的孔子學院項目，澳始終防着中國。澳總理莫里森有句“名言”：中國是“客户”，美國是“朋友”。此話直白地反映了澳政府的真實想法，那就是澳大利亞只與中國做生意，不僅不屑於做朋友，甚至沒有起碼的尊重；朋友只和美國做。

上樑不正下樑歪。澳政府的這種偏見助長了澳國內各種涉華奇談怪論滋生蔓延。澳反華議員將中國比作“納粹德國”，拼湊成立反華小團體“金剛狼”。旨在促進友好交流的“澳中關係國家基金會”里居然塞入了“法輪功”分子。澳一旦受到網絡攻擊就稱中國是“幕後黑手”。一些媒體無端炒作“中國滲透論”，惡毒篡改中國國旗和國徽圖案。澳戰略政策研究所自己長期接受美軍火商資助，卻炒作“中國干涉”，炮製具有煽動性的反華“報告”。澳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直線下降，國內針對華人及亞裔的歧視現象層出不窮。

國與國之間應當有起碼的尊重。一國政府特別是領導人應致力於對外修好、化解分歧、推動合作，經貿聯繫離不開良好的政治互信和民意基礎。當面談生意、背後捅刀子的行徑，中國人自己不會搞，也不會容許別人對自己來這一套。如果澳執意在妖魔化中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三是沉迷於搞意識形態對抗。在冷戰已經結束30多年的今天，仍然高調鼓譟意識形態差異與對抗的沒有幾個國家，澳大利亞就是其中之一。在澳眼裏，澳疫情緩和是“民主的勝利”，推動“獨立國際審議”是為了防範“威權國家侵犯人權”；插手香港問題要披上“維護香港民眾民主自由權利”的外衣；而中國發布赴澳留學預警和旅遊提醒，就是對澳“價值觀脅迫”。

澳自以為打着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幌子就能應者雲集，提高國際可見度和影響力，其實這恰恰反映了澳在國際上的困境。像澳這樣的國家，如果不去順應時代大勢和國際共識，不去為國際抗疫合作做建設性工作，不去對國際事務作出獨立、公允評判，靠什麼去贏得人心、發揮“中等強國”作用？澳在人權理事會等場合搞意識形態對抗的做法每每遭到挫敗就很能説明問題。歷史上，澳大利亞曾作為多邊機制的倡議者、國際合作的推動者、經濟一體化的踐行者走在時代前列，然而現在的澳政府似乎被意識形態偏見矇住了雙眼，開起了歷史的倒車。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段時間以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疫情使世界各國面臨的不確定性進一步上升、內外壓力不斷加大，考驗各國政府的戰略眼光和執政水平。是拉“小圈子”，還是堅持多邊主義；是諉過於人，還是共克時艱；是政治操弄，還是尋求合作共贏，事關各國自身發展和切身利益，也會對國際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希望澳政府選擇站在歷史正確一邊，以真正成熟、負責任的態度處理好對外關係。（作者是國際問題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