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推進共同富裕,要啃“硬骨頭”
作者:贾康
近期經濟界有一種觀點認為,未來5年,即“十四五”期間,中國可以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這一設定目標,現實中是可期待的,因為201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萬美元,如果能按年均6%的速度繼續增長,那麼5年累積增幅可達到約33.8%,可以實現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3000美元以上的情景。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劃分,這意味着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
以上是一種常規的推理,一種可能的經濟發展前景。
但有一個嚴峻的事實我們必須注意到,從全球的統計數據來看,過去約70年內,絕大多數從中等收入衝擊高收入的經濟體,都被擋在了這條升級門檻之外,最終未能如願。基於這種統計現象,產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表示一箇中等收入國家在向高收入國家衝刺的時候,“門檻效應”突然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糾結在一起,使其經濟發展突然失速,國民收入沒有如願地繼續提高。
最近20多年,全球還沒有一個經濟體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跨越,這個統計結果十分值得我們注意與警醒。由於經濟體量不斷壯大,中國近年的發展告別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再維持2010年以前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已不切實際,此後穩中求進、引領新常態、追求高質量的經濟發展思路越來越清晰。
與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相似,中國在2010年人均國民收入達到4000美元、坐穩中等收入國家位次之後,就開始告別有經濟起飛特徵的高速增長階級,向下調整力求軟着陸到以高質量發展為取向、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支撐經濟升級版的中高速增長平台。
這一轉型在2015年下半年後曾露出了對接平台狀的端倪,一直到2018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在6.7%-6.9%的中高速平台上運行了12個季度。但不期而至的中美貿易戰在這個時候打響了,其後中國經濟增速繼續回落到6%的整數關口。2020年初,疫情突然暴發,中國一季度經濟增速出現負增長6.8%的嚴峻局面。但現在經濟“前低後高”全年實現正增長,應該已比較確定。現在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剛剛達到1萬美元,正是向高收入國家衝關的關鍵時期,卻又正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內外部因素交織合成的巨大不確定性擺在我們面前。挑戰與考驗不可迴避,我們寧可把困難想得更嚴重一些,只要應對挑戰得當,如能在今後7年內實現年均4%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速度,中國就可以使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3萬美元以上而坐住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但僅從這一角度考慮問題,又還不足以正確而全面地認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考驗。
我們須再看另一個重大的角度,即收入分配如何優化其結構,是中國實現從中高收入經濟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另一重大課題。人均經濟指標常常形成一種假象,在收入水平取平均數時,一個先富起來的億萬富翁就可能把千百萬個低收入階層社會成員,平均到中等收入階層上。
在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之後,要特別看到中國實際生活中引起“矛盾積累”的重要問題,是收入分配結構和格局上存在着懸殊差距。人們感受到的中國人均收入不斷提高過程中,仍然有“老百姓幸福感跟不上”這一伴隨問題,大量社會成員還處於較低收入水平,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解決。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在低端收入抬高的調節機制之外,還需要有一個把高端收入向下適當調減的機制。按照全球經驗和國際通行做法,經濟手段中,可通過直接税調減高收入,這種機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已經運用得相當成熟,比如美國的税收體系多年前就是以直接税為主,典型表現在聯邦為主徵收的個人所得税和地方徵收的房地產税上。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在直接税調節收入分配製度建設上仍然處於滯後狀態。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逐漸提高直接税比重,但實際生活中還沒看到明顯進展。如果只看重人均國民收入這一個指標,而忽略了國民收入分配體系裏的分配結構與格局中的收入差距問題,就沒有抓住如何使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上可持續推進的關鍵點。在向高收入經濟體衝關的這個階段,我們要特別關注大力推進共同富裕,優化調節收入差距,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多策幫扶弱勢羣體,從而化解相關的矛盾糾結。
直接税改革是整個配套改革中的一部分,卻是比較典型的“啃硬骨頭”問題。房地產税在中國討論這麼多年,但目前仍未有實質性推進的立法進程。但筆者認為,大方向上,提高直接税比重這樣一個影響全局的制度建設問題勢在必行。它是典型的在改革深水區如何攻堅克難的問題。站在理性角度上,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必須建立完善的現代化税收制度,其中必然包括優化收入分配的直接税制度建設內容。
綜合上面兩個大的角度,筆者認為現在更要強調防範“矛盾累積、隱患疊加”造成經濟不能繼續保持中高速發展的潛在風險。在這方面我們要秉持高水平戰略思維,寧可把問題想得更嚴重一些,千方百計化解矛盾,包括形成應對矛盾爆發帶來不良局面的應對預案;同時下定決心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以優化中國的收入分配結構等化解矛盾,促進社會和諧,以尋求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作者是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