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絲綢之路文明交流圖卷

曾經有這樣一條路，它跨越高山和沙漠，突破地理的限制，連通古代中國、周邊國家和西方。駝鈴聲聲，載着絲綢、瓷器、羊毛、玉石的商隊絡繹往來；懷揣夢想，傳播信仰和文化的僧侶、使者們輾轉奔波。這條東西方交流的大通道，曾以中國輸出的絲綢最具代表性，因此被稱為絲綢之路。

為進一步踐行“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同時紀念“絲綢之路：起始段和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跨國申遺成功六週年，6月19日，由國家文物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辦的“2020絲綢之路周”主場活動在中國絲綢博物館拉開序幕。開幕式當天，“一花一世界：絲綢之路上的互學互鑑”特展同時啓幕。來自國內19家絲路沿線博物館及學術機構的絲綢之路主題文物齊聚一堂，講述絲綢之路上文明交流互鑑的故事。

絲路通達，文明因交流而多姿

絲綢之路是古代連接東西方經濟、文化、軍事等交流通道的統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經過百年來的研究，人們逐漸明確，絲綢之路不是一條簡單的線路，而是一張網絡。絲綢之路一般來説分為三條主道：自西漢張騫“鑿空”西域而正式開通，起於長安（今西安），經中國西北、中亞、西亞，最終到達羅馬的“沙漠綠洲絲綢之路”；從廣州、泉州、寧波、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經過東南亞、南亞再到西亞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絲綢之路”；橫跨歐亞草原的“草原絲綢之路”。此外還有經成都和青藏高原通往印度的“西南絲綢之路”等。

在“一花一世界”特展的“絲路”單元，呈現了4組展品，分別代表絲綢之路幾條不同線路。來自大同市博物館的花卉人物紋金盤，金光閃閃，異常奪目。盤內錘揲出生動的圖案，兩個半馬人拉一戰車，戰車上立着兩個神話人物。所有人物均深目高鼻，鬚髮捲曲濃密，肌肉隆起，健壯勇猛，具有明顯的希臘羅馬雕塑風格。經考證，位於圖像中間的是古希臘神話中的葡萄酒之神狄奧尼索斯，左邊的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酒神站在中間，總體描繪的也是飲酒的場面，很可能是在慶祝酒神節，這一節日也是西方狂歡節的由來。

“沙漠綠洲絲綢之路”自開闢後，因為戰亂幾度中斷。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中國地緣政治呈分裂狀態，絲路上的交往斷絕了很長一段時間。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後，在擴張中統一北方，“沙漠綠洲絲綢之路”重新暢通。西域的商旅、使節、僧人頻繁往來，中西交流日盛。大同地區有諸多北魏時期的西域遺存，是這一時期絲路盛況的見證。

你來我往，文明因互通而繁榮

絲綢之路是一條貿易之路，中國的絲帛錦繡、瓷器、漆器等相繼西傳，西方的石榴、葡萄、香料等也紛紛東來。鎏金石榴花結紋銀盒、銀鎏金蓮花寶子香爐等展品，反映了石榴、香料等舶來品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

粟特人是絲綢之路上一個活躍的民族，以擅長經商而聞名。在展覽的“互通”單元，展示了來自寧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唐代石刻胡旋舞墓門。墓門1985年出土於寧夏鹽池縣蘇步井鄉窨子梁唐墓，墓主人是“昭武九姓”中何國的粟特人。兩扇石門正中各淺雕一胡人形象的男子，站在小圓毯上雙人對舞，畫面以黑色塗染，十分清晰。考古人員認為，這是中國唐代墓葬中首次發現的胡旋舞形象。

胡旋舞是源於西域的一種旋轉性舞蹈，在唐代非常流行。《舊唐書》曾記載安祿山“作胡旋舞疾如風焉”。胡旋舞從遙遠的中亞來到西北邊塞，繼而傳入中原四方，這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體現，也是民族遷徙與融合的必然。

來自廣東省博物館的黑漆描金人物紋女紅桌，十分精美，引得觀眾駐足觀賞。這件19世紀的外銷漆器是廣州工匠按照西方發來的貨樣，運用中國傳統髹漆工藝製作而成。女紅桌桌面呈長方形，下承羅馬柱式腿，獸型足，為西式造型。桌面繪有中國傳統園林和人物圖案，顯示一派寧靜祥和的嶺南官宦人家生活場景。打開桌蓋，蓋板內繪製了一位頭戴花翎、身穿官服的年輕男子和一位身着華服、手執紈扇的嬌羞女子相互對視。桌身內配有各式精緻漆盒，放置象牙制紡錘、線軸、線梭、頂針等女紅工具。這件女紅桌既有西方傢俱的形制，又以中國風的紋飾表現歐洲人對神秘東方的憧憬和想象。它是“海上絲綢之路”商貿往來的見證，也是中西方藝術風格融合的結晶。

融合發展，文明因互學而精彩

絲綢之路是一條文化之路，更是一條發展之路。絲綢之路的貫通，為宗教信仰和天文、曆法、冶鐵術、航海技術等科學技術的大規模傳播提供了可能。

來自旅順博物館的貴霜朝石雕禮拜佛陀浮雕，是難得一見的犍陀羅藝術珍品。石雕正中為釋迦牟尼，左右分別有一名聽法僧和一名供養人，兩邊飾有科林斯式石柱。釋迦牟尼着通肩長袍，深目高鼻，嘴角深陷，衣紋呈階梯狀上升，明顯是受古希臘羅馬藝術風格影響。科林斯柱常見於雅典神廟，是希臘古典風格的代表。

犍陀羅地區的核心區域包括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東部，此區域曾先後屬於波斯、希臘、印度、貴霜等諸國領地及勢力範圍，東西方文化在其境內融合。公元1、2世紀，第一尊希臘化風格的佛像在犍陀羅誕生，打破了早期佛教藝術中沒有佛造像的傳統。犍陀羅藝術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成為中國佛教藝術的起源。

展覽中還有敦煌藏經洞發現的五代後晉天福四年具注歷，即敦煌地方自編歷日。古代歷日除了用於確定時間、安排農活，也用於指導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事，具有生活小百科全書的性質。這份歷日首尾殘缺，僅存正月廿七日至二月廿三日的部分。每日內容從上到下大致包括四部分：“蜜”日注、日期干支等、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物候、吉凶宜忌的選擇。後三部分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而頂端所注的“蜜”字，體現了由西方傳進來的域外文化。它每隔六天標註一次，連同“蜜”字所在的那天共是七日一週期。這個“蜜”日就是粟特語中星期日的音譯。源自西亞的星期制度，沿着絲綢之路東傳，經過粟特人的中轉，以粟特語讀音直譯的形式，落在了中國人的民用歷日上，成為互學互鑑的代表。

（作者單位：中國絲綢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