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匯】民法典開啓構建數字經濟法律體系新時代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研究員、未來法治研究院教授 楊東

從工業經濟“生產大爆炸”向數字經濟“交易大爆炸”轉型的特殊時期，新技術集羣的顛覆式創新與發展對於現行法律體系，包括法律主體、法律客體和法律關係產生巨大的衝擊與突破。打破工業時代的法律理論和體系束縛，加強同民法典相關聯、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建設，重構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各種制度和法律保障，是後疫情時代、民法典時代留給我們的使命和擔當。

人類正在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未來已至，數字經濟已然對全球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顛覆性影響。以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5G、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技術應用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拓展，社會經濟生活正從“生產大爆炸”向“交易大爆炸”加快轉型，各種新技術、新業態、新組織、新產業不斷湧現。藉助上述數字技術，實現了全球數據大爆發，並使其成為當前人類社會發展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正值全球數字經濟高速發展之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雖然給人類社會造成巨大損失，但也起到了“催化劑”和“加速器”的作用，使人類加速邁入數字經濟時代。工業時代的全球化遭遇滑鐵盧，但是以數字全球化為核心的新一輪全球化在加速推進。

民法典開啓

數字經濟、社會的新時代

全面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之後，法律監管體系也正在作出相應的調整。數字經濟時代所要求的技術基礎、生產要素、組織結構、法律監管體系革新均已實現或正在實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成為工業社會到數字社會的歷史發展分界線。

作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民法典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本次民法典的內容有許多亮點與創新，充分體現了數字經濟時代的特色與人文關懷的價值理念，不僅彰顯了21世紀的新時代精神，更加展現了從工業革命以來200多年的里程碑事件，是數字經濟時代民法典的傑出代表，開啓了人類數字經濟、數字社會和數字文明的新時代。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的採集、利用、共享、流動、交易，以及利益分配機制尤為重要。民法典明確了數據作為合同標的物以及其交付與所有權轉移規則，從而為數據生產要素的交易和市場化利用奠定了法律基礎。人格權獨立成編打破了工業時代法律理論和體系的束縛，但從數據生產要素價值實現的多維度視角，個人數據價值實現和利益分配、數據生產要素市場化機制等的重要性更加凸顯，特別是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成為核心任務，在數據比石油還寶貴的數字經濟時代，與人格權獨立成編的重要性一樣，個人數據的價值實現和利益分配亦應當成為人格權的財產屬性的核心內容。

當前，我們面臨着從工業經濟的“生產大爆炸”向數字經濟的“交易大爆炸”轉型的特殊時期，各類互聯網上的交易行為24小時無區域無國界地爆炸和裂變。因此，需要將合同訂立、履約、執行等相關環節規範調整，以適應數字時代和數據地球的需要。民法典充分借鑑吸收了2018年出台的電子商務法和互聯網行業規範制度的相關內容，對於電子合同的特殊規則進行了規定：明確將以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等方式能夠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並可以隨時調取查用的數據電文，視為合同的書面形式等。民法典不是單純吸收了電子商務法的內容，而是進行了拓展和提升，將電子商務法沒有涵蓋的提供新聞信息、音視頻節目、出版以及文化產品等內容方面的服務也納入規範。此外，民法典還借鑑了電子商務法關於平台責任的相關內容。“通知—必要措施—聲明—公力救濟—（若無）停止必要措施”的內容最初是在電子商務法中規定的，此次得以吸收到民法典，實現了以人格權保護為基礎的電子商務、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目的，更加凸顯了民法典的時代價值和特質，成為數字經濟的一個重要指向標和推動器。

“法與時轉則治。”隨着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經濟社會生活中各種利益關係不斷變化，民法典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實踐表明，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人們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不斷湧現，數字經濟平台以及各類新模式新業態發揮了經濟基礎性穩定器的作用，這不僅對民事立法，而且對整個基於工業經濟的法律體系都提出了巨大挑戰。

因此，打破工業時代的法律理論和體系束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加強同民法典相關聯、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重構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各種制度和法律保障也是後疫情時代、民法典時代留給我們的使命和擔當。

以民法典為契機

構建數字經濟法律體系

新的技術集羣的顛覆式創新與發展，對於現行法律體系，包括法律主體、法律客體和法律關係實際上產生了非常大的突破，但研究新技術與真問題，必須遵循法律的基本邏輯和要素。

數字經濟平台成為新的法律主體。傳統工業經濟以“生產大爆炸”為根本，數字經濟以“交易大爆炸”為核心。聚合了各類交易主體和交易行為的數字經濟平台成為新型法律主體，其融合企業和市場功能、兼具一定的行業協會、公益組織甚至政府等的公共屬性，對國民經濟起到支撐性、穩定性作用。數據成為市場競爭的核心要素和法律客體。數據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承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很可能會對現有的社會經濟體制產生顛覆性變革，權利邊界或所有權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對數據的採集儲存、交易流動、共享和價值實現、利益分配等一系列行為會導致新的法律客體、法律主體及法律關係的調整和重構問題。此外，大量的無組織的個體不再依靠傳統企業、公司等商事主體，成為依託於巨型數字經濟平台的新型法律主體，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開展的智能合約等各類交易合約和交易行為突破了傳統民商事法律體系。數字經濟平台利用其數據和算法等綜合能力，激發數據生產要素潛力的同時，也對基於工業經濟的法律體系帶來基礎理論和規制體系的挑戰。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我們的正常工作與生活軌跡。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騰訊的企業微信、阿里巴巴的釘釘以及字節跳動的飛書等，直接競爭遠程辦公軟件市場，為復工復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有一些不利於中小企業發展的現象，例如，客户端關閉所有第三方分享API接口，阻礙數據的開放共享和數據生產要素價值實現，引起了包括法學、經濟學在內學術界的思考和討論。競爭法需要積極應對，必要設施原則為規制數據拒絕接入行為和數據開放共享提供了有益借鑑。數字經濟平台利用平台、數據、算法算力等優勢形成市場力量，但該市場力量亦視市場特性影響競爭，通過限制競爭對手訪問數據，阻礙共享數據、設置進入壁壘，競爭損害並非價格上漲，而是質量、創新和隱私的損失。因此，隱私和個人數據保護不僅僅是民法的問題，也是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其他法律體系需要關注的。而數據生產要素的價值實現和分配機制等，則需要經濟法、社會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各類法律體系的全面保護和規制。總之，工業時代的法律規制體系和原理有待重構。

構建數字經濟法律規制體系的

幾點思考

數字經濟法律規制體系的構建，當務之急是競爭法。2014年初，筆者曾承擔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課題中的互聯網反不正當競爭條款的研究，參與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2條互聯網不正當競爭等條款以及濫用相對優勢地位等問題的具體設計。在設計起草電子支付的相關條款後，研究設計了平台經營者濫用相對優勢地位條款即後來的電子商務法第35條，其實質上確立了範圍寬泛的對濫用相對優勢地位行為的規制。該條款並非對德國、日本等國家相對優勢地位條款的照搬，而是有針對性地結合我國電子商務平台和數字經濟的特性進行了創新再造，因此，建議將其內容吸收到反壟斷法中進行規制。此外，針對2011年開始的“3Q案”，建議界定“相關市場”時必須要充分考慮技術標準和網絡效應所帶來的技術壟斷力，以數據及流量對價支付為基礎構建“相關市場”界定的新方法，並提高通過必要設施原則規制數據拒絕接入行為的標準和可操作性。互聯網平台的數據壟斷方面，建議將流量壟斷問題也予以法律規制。同時，我們需打破傳統的監管路徑依賴，採取“以鏈治鏈”“法鏈”，構建以監管科技為核心的雙維監管體系。

另外，“共票”是區塊鏈上集投資者、消費者與管理者三位一體的共享分配機制，同時也能對數據賦權、確權、賦能，作為大眾參與數據流轉活動的對價。利用基於區塊鏈的“共票”能夠改變過去由股東壟斷利潤的局面，讓更多的消費者、普通勞動者等提供數據、參與數據價值創造的有關主體獲得合理的利益分配。

在後疫情時代，如何應對金融領域的“燈下黑”問題日益重要。我國現行管制型金融法律體系中，對欺詐性融資的監管漏洞、對複雜機構型金融產品或融資和數字貨幣交易所、ICO、現金貸等採取“一刀切”態度。筆者曾建議，中國目前缺乏大力發展P2P的土壤，不適合發展P2P，應該壓縮規模、回到小規模、普惠和價值鏈、金融鏈、產業鏈結合的現實方向，應確立P2P平台的市場準入機制、建立風險資本金與風險預警系統，以防範大規模暴雷風險。相關建議如何得到監管部門的採納，是學者的重要使命，也是監管部門如何防範“燈下黑”的重要工作。有效應對以上問題，需要重構我們的金融法律和規制體系。

總之，民法典吹響了構建數字經濟法律體系的衝鋒號，留給我們的偉大使命才剛剛開始。中國法學須進行全面、科學、體系的應對，把握歷史機遇，積極探索新經濟新社會的法律理論模型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