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克文：美國總統試探中方紅線做法“十分危險”

非常感謝。很高興能夠參加今天的論壇，也很榮幸能夠在王毅國務委員和基辛格博士之後發言。正如我此前同坎貝爾所説，我現在管理智庫，應該承擔起學者的職責。剛才王毅國務委員十分貼切地將美中關係比喻為巨輪。的確，當前美中關係這艘巨輪的船體上有很多缺口和問題，但現在還不到放救生艇的時候。然而，我發現已經有人懷着這樣的心情在準備救生艇了。這次論壇正是在這一關鍵時期舉辦。我們都認為，美中關係到了關鍵時期。坎貝爾和今天多位發言嘉賓曾在美國政府任職，致力於美中關係發展，他們一會兒將分享美方視角。

大家都知道，我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我嘗試從旁觀者的視角分享我對未來美中關係的看法。今天論壇的主題是探討美中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西方對“正確”一詞的理解可能同中國不完全相同。作為澳大利亞人，我認為，我們不僅要探尋美中關係正確的未來，更要打造可持續的美中關係，這一點非常重要。可持續的美中關係應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在中國國內政治中可持續。二是在美國國內兩黨政治中可持續。三是對需要同美中兩國打交道的第三方可持續。四是美中關係不能失控，應防止衝突升級，甚至走向戰爭。

作為智庫，找到同時滿足上述四個條件的方案十分困難，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需要找到美中關係發展新的“中庸”。

我願主要分享三點看法。

首先，我們需要弄清楚，為什麼美中關係正處於過去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低點。這主要因為以下三大變化：

第一，美中力量對比的改變。美國戰略界有這方面的論述，中國學術界也在討論這一議題。中國的崛起改變了美中力量對比的天平。這意味中國可用的槓桿更多了。

第二，中國外交政策的改變。我一直高度關注中國，持續跟蹤中國對外政策。我們看到，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後，中國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調整，中國在外交上更為進取，在戰略、經濟和人權領域更為強勢。

第三，深層次結構性的改變。這與所謂的“特朗普現象”息息相關。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華髮起貿易戰、技術脱鈎，在防務和人權等方面針對中國。但美中競爭已演變為系統性的戰略競爭，而不是情節性的競爭。即使拜登上台也不會發生180度轉變，至多基調上有所調整。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流行性疾病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可能還願同中國合作，但美中關係顯然回不到過去了。美中之間以前的戰略框架已經難以支持未來可持續的美中關係，需要超越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建立新的框架。

中國朋友常常表示，希望美方糾正錯誤、正確理解中方，希望雙方增加戰略接觸。但這很困難。例如，關於香港國安法，在中國看來，這是主權問題，因為1997年香港已經從英國迴歸中國。但美國還有西方和亞洲一些民主國家較難接受，反對聲音還在上升。當然還有台灣問題，也要有新的戰略框架來指引促進美中關係未來可持續發展。

那麼，我們應該為美中關係設立什麼樣的原則和構架？

一種是選擇戰略競爭，不考慮設立規範。我不認同這樣的做法。沒有規則、指導方針和“防護鏈”的美中關係將極其不穩定，也不可持續。

另外一種是承認並面對雙方競爭的現實，同時，更好地管理戰略競爭。用好美中高級別對話機制，促進雙方戰略溝通。

美中尚未進入冷戰2.0版，但近期不少人認為已經開啓冷戰1.5版，一不小心就會陷入2.0版。美蘇冷戰時期一些做法具有一定參考意義，即保持絕對冷靜，清楚劃出紅線，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劃紅線並不是通過外交宣示，而是要確保真正清楚瞭解彼此核心利益，無論是軍事還是金融、經濟領域。現任美國總統總是試探中方紅線的做法十分危險。美中應建立紅線管理機制，確保雙方不越界。這是未來美中關係發展的戰略基石。

五年前，我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時提出建設性現實主義的理論，即，在雙方無法達成共識的領域，確保相互瞭解彼此核心利益；在有困難但仍能合作的領域加大努力，例如美中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抗疫、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等領域開展正常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包括推動世界衞生組織高效運作。

當然，這一框架應該是雙方都能夠接受的。美中雙方都需要作出調整，需要頂層設計。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同尼克松、基辛格溝通時就得益於此。王毅國務委員在剛才致辭中也提出了相關建議。

我作為美中之外的第三方提出上述建議。希望美中避免一戰。戰爭對美中雙方、對任何都沒有好處。當然，美國國內當前面臨很多挑戰，大選、疫情、種族歧視等問題。中國也有不少亟需待解決的國內問題，但我相信中國能夠拿出劉邦當年設下“十面埋伏”的戰略智慧加以應對。我十分贊同中方有關中美關係是“重中之重”的判斷，美中關係處理不好，就難以處理好任何問題。（文章根據澳大利亞前總理、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院長陸克文在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整理人：翟亞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