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慶祥：整體應變能力也是國家競爭力

據美國媒體7月11日報道，美國此前一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首次突破7萬例。美國不少專家和媒體認為，由於過早地“解封”以及“解封”之後社會體系中的疫情防控措施跟不上，導致美國第二波疫情與之前未結束的第一波疫情產生疊加，因此出現了新的感染高峯。在這次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並對整個世界造成巨大沖擊後，國內外就有學者提出，未來國家的實力和競爭力中更突出的一個維度，就是面對重大突發事件和狀況的整體應變能力。

不可否認，美國從現有的國家實力來説仍是世界頭號強國，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實力都是如此。但為什麼這樣一個世界頭號強國在面對新冠疫情這個“敵人”時，應對錶現卻如此糟糕？大體來看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最初對新冠病毒所具有的極強（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感染性和破壞力不夠重視，以為自己過去已有的經驗和防控體系、措施足以應對；二是在知道情況與以往截然不同，過往經驗難以有效應對時，從上到下缺乏對新問題的積極應變能力，以及針對核心問題的全國範圍統籌能力、系統性的動員能力和行動能力。

從哲學層面上説，凡固守形而上學思維，必然遭遇失敗。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實質和特徵，就是“它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説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話。這種思維方式否認事物的存在和發展有一個不斷生成、生長的過程。這樣來理解和把握事物，事物就永遠是靜止的、永恆的、不變的。

與之相對立的是辯證思維方式，其特徵是“在考察事物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它不斷地注視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它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這裏講的“產生和消逝”“生成和消逝”“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過程”，本質上就是“生成性”思維，就是注重事物的“生成性”過程。

換言之，辯證思維方式的實質，就是將歷史發展的解釋原則引入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事物的理解和把握，是從運動和靜止、連續性和階段性的辯證統一入手的。它也注重從事物和對象的相對確定性、階段性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事物；同時，它更注重從事物和對象的不確定、連續性、生成性、未完成性角度來理解和把握事物，認為任何事物和對象都處在運動、發展、變化過程即“生成”（生長、成為）之中。強調用全面、聯繫、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做事情。

把作為“道”的唯物辯證法的發展原則轉化為“術”，再結合當前已經進入網絡化和高速信息化的世界，新事物不斷突然出現和事態瞬息萬變的發展，要求我們無論幹什麼事業、做什麼事情、開展任何工作，都要做到與時俱進。即我們的意識和工作要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反映人性發展要求。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我們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抓住新出現的且具有普遍性、人們共同關注的問題。

此外，我們還需要把“因時之變”落實到實踐行動與工作中。可謂明者因時而變、智者隨時而制。這是我們必須時刻牢記的行動方略。歷史上這種例子不少。日本在遭遇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衝擊的背景下，因時而變、隨時而制，實行“明日維新”，學習歐美技術，推進工業化浪潮，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逐漸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美國總統羅斯福根據當時美國陷入經濟危機泥潭的現實，把準美國經濟社會發展脈搏，實施“羅斯福新政”，緩解了大蕭條帶來的經濟危機與社會矛盾，為美國戰後快速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1978年以後，經過深度反思，我們黨把工作重點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開啓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步伐，從而創造了世所罕見的中國奇蹟。

據國家衞健委7月12日通報，11日全國新增7例確診病例，全部為境外輸入病例。這也是北京市自6月11日報告本土確診病例以來，連續第6日無本土新增確診病例。面對新冠病毒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中國能在全球抗疫中取得較好成效，主要原因就是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動員全民抗疫，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實行科學方法，及時把握疫情發展不同階段及其新變化新特點，從而確定疫情防控工作的主要矛盾、根本問題、工作重點、防控策略。

在不同防控階段，遇到的主要矛盾、根本問題、工作重點是不一樣的，由此需進行動態調整，科學劃分疫情風險等級，及時調整風險級別與應急響應級別，分類指明疫情防控策略，分類部署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只有具備高度敏感的應變能力，才能保證我們能夠從容、有效地應對新的挑戰。（作者是中央黨校一級教授、中央黨校專家工作室領銜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