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生:全球粘合度下降帶來衝突風險

近年來，世界正走向超級全球化面對逆全球化的大變局。從歷史上看，這往往是大國政治經濟衝突加劇、貨幣銀行經濟危機高頻發生、全球系統性風險顯著上升的時期。

無論是深度、廣度，還是主權讓渡程度，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超級全球化都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各經濟體越開放，粘合度越緊密，相互依存度就越高。在綜合運輸和通信科技革命推動下，這期間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分工方式：國際工序分工。一個產品可以做到不同工序在全球不同地方完成。由此發展出零庫存，及時供貨的綜合物流和全球供應鏈體系，鏈條的各環節似乎都處於超級粘合度中，形成一個高效運轉的有機組合體。

在這種超級粘合度中，各國海關、商檢、邊檢等構成跨境網絡，供應鏈中的空運、海運、陸運的“最後一公里”都無縫銜接，各國經濟貿易深度粘合在一起。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亟待解決。即超級全球化的效率輪盤轉動越來越快，誰來確保全球經濟公平、公正、平衡、安全運轉？各國經濟主權讓渡給了世界市場，卻沒有一個“世界政府”承接宏觀經濟管理和宏觀政策協調功能。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科技泡沫及21世紀頭10年泛起的金融泡沫都説明，失去對手和制衡的超級大國正將超級全球化帶入越來越嚴重的泡沫、失衡和社會不穩定之中。

在超級全球化超額紅利分配中，全球失衡的泡沫紅利集中到了頂層市場的頭部企業手裏。無論是2001年的科技泡沫破滅，還是2007年的金融泡沫破滅，被拯救的是佔有全球化紅利的既得利益集團，受損的則是發達經濟體的中產階級和普通民眾。超級全球化的整體效率越高，全球化紅利越多，發達國家內部的不公平程度就越高。當各種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利益受損者就會起來反對超級全球化和市場一體化。當華爾街金融寡頭、跨國公司寡頭等贏得暴利，而美國底層藍領和中產階級都淪為利益淨受損者，那麼經濟粘合度和生產效率越高，最後產生的破壞性作用就越大。

在歐洲，英國率先充當破壞者，以“脱歐”的方式告別歐盟高度一體化的粘合度。美國隨後跟上，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宣稱，美國在全球化中吃虧了，進而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並不斷“退羣”。令人困惑的是，超級全球化中唯一的超級大國會“吃虧”，要求對等和公平對待。而超級全球化的超額紅利事實上都被美國拿走了。超額紅利如此巨大，貪婪吹起了科技和金融泡沫，製造了全球非理性和虛假繁榮，導致經濟越來越脱實向虛。一旦泡沫破滅，全球化紅利最大受益者成了全球化利益的“受損者”。從這個角度看，“反全球化”在西方獲得了不少支持。

從歷史上看，高經濟粘合度最終都走不遠。因為經濟粘合度提高了全球經濟效率，增進了經濟福利，形成了增長黃金期。但是由於缺少相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解決不了公平和社會問題，最後導致矛盾激化、引發各種衝突和對抗。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時的守成大國英、法等綜合國力由盛轉衰，新興大國美、德由弱轉強，實力對比的變化引發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改變。各種矛盾同步交織最終產生了“大蕭條”、貿易戰，甚至引發了世界大戰。本質問題是1870年至1913年的經濟全球化提高了經濟粘合度，卻沒有建立相應的世界治理機制。一戰結束後，美國倡導建立國際聯盟以制衡英法。然而，國際聯盟成立時，美國卻沒有參加，保持了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國際社會最終落入衝突對抗的陷阱。歷史經驗説明，全球化增進各國經濟粘合度同時，如果不能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解決好經濟粘合度內在的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矛盾，最終會導致破壞性機制出現，使世界陷入衝突對抗。

舊的平衡已經被打破，全球經濟開始尋找新的平衡點。面對這一趨勢，中國該怎麼辦？

經濟全球化的上半場是開放驅動、市場化驅動、創新驅動，表現為效率提高。現在經濟全球化到了下半場，系統性風險顯著上升，大國衝突可能日趨激烈，貨幣危機、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會高頻率發生。當各種矛盾、衝突和對抗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預見，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遇到全球反經濟粘合度的阻擊時，對中國而言，適時推動戰略收縮是必要的。重點需放在規則等制度型開放，即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現代化的改革，推動國內治理現代化，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當前，核心問題是收縮到什麼程度。如果收縮到東亞地區，就涉及到國際大三角分工格局的調整。原來的分工格局是東亞為世界提供勞動力和製造環節，美歐為世界提供技術和市場，中東和亞非拉為世界提供能源和資源。未來調整涉及到三個問題：一是東亞產業鏈和供應鏈如何轉型升級？這就需要增強中日韓和東盟基於戰略互信的合作關係。二是能源和資源從何處來？這就需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三是技術和市場從哪裏來？這就需要構建跨境創新網絡。

所以，新時期我國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就需辯證看待國際環境變化。筆者認為，總體開放戰略格局應有所轉向。一是積極推動以規則等制度型開放為主導，形成商品要素流動型開放與規則等制度型開放雙輪驅動的新開放局面；二是積極推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三是積極推動以深化東亞生產網絡為首要，形成本地需求、本地創新和本地宏觀政策協調的新產業體系；四是積極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落實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五是積極推動跨境創新網絡建設，形成科學、技術、創新的全方位國際合作新環境。（作者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