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洋：印度智庫看中國遠未擺脱西方視角

雖然印度是發展中國家，但印度的智庫發展卻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社會公民項目” 2019年的統計，印度的智庫數量為 509個，位居全球第二位；在全球176家著名智庫排名中，共有 10家印度智庫上榜。

近30年發展迅猛

從其歸屬的類型劃分，印度智庫可分為政府主辦的智庫，其資金來源主要由政府提供；高校智庫，主要由高校內部的科研院所組成；獨立性較強的民間智庫，這些智庫強調研究成果不受政府、出資者的影響；以及企業智庫，例如塔塔集團有自己一系列的研究所。塔塔的科學研究所、基礎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在印度都享有相當高的聲譽。

在印度所有的智庫中，涉及戰略安全和國際關係的智庫不到15%。雖然這類智庫的數量並不多，但是對印度外交和安全理念的形成確實起到了培育和推動的作用。從印度獨立到上世紀90年代，印度智庫主要還是隸屬於政府，在戰略和外交方面比較為中國人所熟知的印度官辦智庫有國防分析研究所和隸屬外交部的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90年代後，印度智庫在數量和規模上都有了迅猛的發展，並且出現了很多獨立的民間智庫。近年來在中印關係中較為活躍的觀察家研究基金會、辯喜基金會、梵門閣(Gateway House)等就是其代表。此外還有一些專門研究中國的智庫，例如在德里的“中國研究所”和欽奈的“中國研究中心”等。

在印度對外政策的形成過程中，有六個羣體發揮着重要作用。他們分別是：軍隊將領、外交人員、官僚、政治家、學者和記者。他們共同形成了印度政府內外的戰略精英層，在政府外扮演着意見領袖的角色。而在印度的智庫中，就有許多退休的軍官和前政府官員，他們不僅能夠增加智庫的聲譽，同時還能把其在政府任職時的經驗和人脈帶入智庫。這些前政要雖然離開了政府，但是藉助智庫和媒體作為發聲的平台仍在輿論引導上，或提供諮詢服務上，間接發揮着自己的影響力。

對外交影響不能低估

印度的智庫通過舉辦研討會、論壇和公開的演講，對政府的政策進行解釋和評論,從而引起公眾對於熱點問題的關注，通過輿論對政府施壓。儘管這些智庫所提出的理論和思想或許並不能立即轉化為政策實踐，但其內容和內涵在公開討論後，不斷檢驗完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就有可能變成政府的政策。比如國防分析研究所的首任所長K·薩布拉曼亞是印度2003年確立的核原則的重要奠定人，早在1974年印度核試驗前夕，他就發表文章系統闡述自己的觀點，提倡印度應該發展自己有限的、但有威懾力的核武器。

在決策過程中，印度政府以及議會會組建不同層級的諮詢委員會。當遇到戰爭或其他緊急情況的時候，還會成立專門委員會對相關問題進行評估。印度智庫研究人員經常以專家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參與諮詢，可以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意見和立場帶進去。此外智庫還能在促進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中發揮二軌外交的作用。

當然，印度政治文化帶有鮮明的精英主義色彩和強烈的個人主義風格，密室政治盛行於國家決策過程中，參與其中的只能是小部分政客及其幕僚，其政治的開放度和透明程度都備受公眾質疑。因此智庫雖然有影響的空間，但畢竟不是最終的政策制定者。而且印度的決策者卸任後可以很容易到智庫就職，但普通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卻很難成為決策者。所以印度智庫對安全和外交的影響力還是要放在一個更長遠的時間維度去理解，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

應擺脱西方視角看中國

印度雖然智庫眾多，但是良莠不齊。這些年，一些智庫越來越多地獲得國外基金，包括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的資金，難免為其金主代言。由於英語是印度官方語言，智庫精英不少在海外受過教育，與歐美國家有着更為密切的聯繫。他們主要使用英文的信息來源，不僅熟悉西方的話語體系，而且能夠運用西方人的角度和思維來表達，因此印度智庫國際傳播能力很強。不過，從歷史和文化傳統來説，印度畢竟不是西方國家，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戰略文化。我們在和印度人及印度智庫打交道的過程中，一方面得承認印度親西方的現實，另外一方面在交往中遭遇的溝通困難和互信的缺失，與兩國之間的交往和了解仍然太少有關。

筆者注意到，印度訪華的智庫人士，不論是零散的或以團隊成行的，即使他們公開發表過對中國尖鋭的言論立場，但能夠有機會到中國來，都是非常高興的。從他們的角度而言，訪華是一個吸取新觀點、見識新事物的機會，很多人因此對中國有了更加深入和清醒的評估。邊界問題雖然是橫亙在兩國間的巨大障礙，但也要認識到中印關係這些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兩國的交往日益頻繁。不過，在印度，誠懇地去了解中國的意願多數時候仍停留在表面，在中國亦然，彼此間的嚴重誤讀依然存在。在國際關係中對於一個國家的能力和意圖的錯誤認知是危險的，也是安全困境的來源。

中國和印度都把經濟增長放在首位，並傾向於通過經濟來衡量其內政，這種價值取向已成為雙方關係成功與否的基礎。但是邊境上的對峙衝突，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經貿關係上的危機讓我們看到，兩國間僅僅靠經貿支持的聯繫是不夠的，也是脆弱的。雙方的互動需要從以經貿為主導的互動，轉向更全面的、以文化和文明為導向的互動，通過培育恆久的人文紐帶，找到建立深層交流與互信的方案。

“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不可否認，印度智庫在兩國交往中，在輿論的引導上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目前看來這種潛力還遠遠未發揮出來。在中國方面，對此進行一些互動方式和方法上的探索，幫助印度的智庫研究人員培育更良好的研究中國的能力，使他們能夠獨立地、擺脱依賴西方文獻的視角理解中國，應該是我們未來的努力方向。（作者是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