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日本“新貧困問題”的癥結

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新貧困問題”再度引起關注。其涉及範圍包括老人、婦女和兒童貧困等，在少子化、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新貧困問題”成了在日本更加突出的新社會問題。

按日本的定義，貧困主要用“相對貧困率”來表示，一般指可支配收入低於社會平均水平一半以下的家庭户數佔比。厚生勞動省“國民生活基礎調查”顯示，從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開始，日本的相對貧困率明顯上升，契機就是冷戰結束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及其引起的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由此看，日本的相對貧困率顯著上升與經濟增長態勢、經濟社會制度變更相關。

比較突出的是，冷戰結束使日本經濟社會內外環境驟變，而日本社會福祉制度並未跟着變，結果很快出現了“掉隊、落伍羣體”。1955年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軌道，形成特有的“勞動制度”，即廣泛參與、相對穩定的“就業慣例”“終身僱傭制”。這種就業方式並不是政府強制推行的“制度”，而是一種習慣或社會默契，因此被認為是日本的一種慣例。

高速增長期，日本製造業、生產線大工業發展迅速，需要“高參與度”“相對均質化”“穩定的”就業大軍支持。二戰結束後的嬰兒潮恰好適應了經濟高增長的勞動需求。嬰兒潮順理成章地成長為整齊劃一的“產業大軍”，被稱為“團塊族”。

伴隨岸信介時代的社保制度形成、池田勇人時代的“國民所得倍增”，均質化的勞動大軍成了日本社會“一億總中流”（一億人收入平均中等化）的基礎。這樣，在職期間，日本經濟穩定高速增長，就業者可獲得高工資、穩定的社會保障以及可預見的豐厚養老金，進而形成了終身僱傭、團隊精神以及踏實儲蓄、蔑視投資的習慣。

但隨着冷戰結束，環境突變。在海外，就連昔日對日本多有關照的“大哥”美國，在市場上也不再相讓，直接搞全球大競爭；在國內，泡沫經濟崩潰，企業重組，勞動市場化，終身僱傭讓位給合同工、派遣工、小時工，產業工人薪酬優越感沒有了，可期的社保也淪落為繳得多、拿得少。“養老金無法養老”成為常態説法。

2019年日本金融廳的一份報告一石激起千層浪，指一個日本人若沒有2000萬日元墊底，老年生活堪憂。2017年厚生勞動省調查，65歲以上國民收入依賴公共年金的比例，男子76%，女子87%，表明多數老人靠養老金生活。但日本央行“金融廣報中央委員會”調查顯示，老後仍需就業補差的達48.2%，突出反映了日本人僅靠公共年金支撐不了老後生活。

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老後堪憂”，原因除了勞動制度、社會保障外，也與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未形成“個人資產蓄積”慣例，以及政府未完善資產市場環境、鼓勵投資制度有關。比如，日本央行近期做了日美個人金融資產構成比較，截至2019年3月末，日美個人金融資產中現金存款，日本佔比達53.3%，美國僅為12.9%；而股票及投資信託合計，日本13.9%，美國則高達46.3%。雖然日本政府力推“從儲蓄到投資”，呼籲全民搞金融，但鑑於在高速增長期日本將“社會一員”“全員一致”“蔑視投資”視為上乘品質，至今日本國民仍持保守儲蓄習慣。

在制度方面，日本也有明顯的限制資產問題。例如戰後日本社會中有兩個神話，一是股價不倒，另一個是地價不敗。“法人相互持股”且每股單價高不可攀，讓股市基本與普通個人無緣。個人不炒股、不投資成了日本國民普遍的習慣。這幾年安倍經濟學推升股市的好處，無法滲透到國民資產的形成與蓄積上。

另外，在住宅不動產方面也有看不見的資產交易障礙，如戰後大企業主導的住宅價值與地價分離，“宅齡”設有保鮮期，到期歸零，使日本個人即使擁有房產，除了可獲租金，很難因高額交易税而在房產交易中賺錢。

因此，在日本，一旦失去“勞動參與”資格，便失去“勞動分配”資格，若沒有儲蓄，便可能一切歸零。由此看，日本的“新貧困問題”相當程度上可歸因於“制度貧困”。“變化的世界，不變的日本”是導致新貧困的根本原因。（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