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 美國戰略學界的失落感從何而來

面對美國抗疫過程中的混亂無序以及不斷加劇的經濟衰退、社會對立與政治撕裂等問題，美國國內一些有識之士最近進行了不少反思。基辛格指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憑一己之力戰勝這種病毒，開展全球合作更加重要；福山認為美國政府一直試圖妖魔化中國的做法非常愚蠢；米爾斯海默也提出“如果中美兩國真的兵戎相見，那絕對是最大的悲劇”。

在以往的美國政治中，有影響力的專家學者的聲音常會被政治人士認真傾聽甚至納入決策，但今天的情況是，雙方你説你的我做我的，學界的“忠言逆耳”很難轉化為政府決策了。美國一些政客仍在不遺餘力妖魔化中國，美國政府對推動全球合作抗疫依然了無興趣，過去人們所熟悉的政界與學界互動已在美國隱然不彰。美國戰略學界和其他一些精英的失落感難以掩飾。

並非全部因為反智主義

不少人把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為美國社會近年來瀰漫的反智主義。最近幾年民粹主義的出現和“後真相時代”的到來，是對以往精英階層負責知識生產、大眾應聲跟隨模式的背反，過去那種“看到更高、望得更遠”的追求，已被“誰的聲音更響”取代。這種新的觀念圖景，在美國的選舉政治中主要表現為“不問政見和事實而只看黨派屬性”的政治站隊現象高度強化。

反智主義不是新現象。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1962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中認為，反智主義主要表現在社會各界知識分子或精英的見解與行為脱離民意，引起人民的不理解或攻擊，而人民大眾在缺乏權威引導的情況下產生方向迷失、相互鬥爭和社會對立。

在以往的美國政治生活中，政治、商業和知識精英之間的“旋轉門”機制曾對反智主義形成有效對沖，使“有智階層”主導美國政治議題和實際進程獲得了制度保障，但近幾年，“旋轉門”不僅是生鏽，而是連“門”都快沒有了。本屆美國政府人員構成中有一些是商業精英出身，但從智庫、大學裏來的很少，政治決策相信直覺甚於理性分析，對從知識精英中吸納智慧資源缺乏興趣，以往那些有影響力的人與機構的意見，與當下美國政府的決策，日漸成了並行而不相交的兩輛馬車。

但專家學者們的意見本身，就沒問題嗎？早在2014年，福山就曾著文《衰落中的美利堅》，指出利益集團腐蝕敗壞政府、民主制度已演變為尋租機制，那是在美國的政治、商業和知識精英“旋轉門”還轉個不停、智庫聲音仍能“直達天庭”的時候，按道理説，在一眾有智慧的人帶領下，美國仍應處在“山巔之城”、三億多美國人仍在安享“美國夢”才是，何來“政治衰敗”？

福山6年前的文章説明一個事實，那就是當前的美國病象實際上沉痾已久，相當程度上與智識階層對美國的現實情況做了錯誤估計、對未來方向的引導出現偏差有關。精英羣體的“智慧”在以往一些年間並沒如想象的那樣結出佳果，才會有近些年來反智主義的大潮又起。

當前美國政府的一些反智主義做法，是對已在“病”中的美國的錯誤治療方式。但來自美國戰略學界和其他精英人士的政治方案，真的就能挽回美國的政治衰敗嗎？

無論福山、基辛格所倡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還是米爾斯海默的“大國興起必引發戰爭”，延續的都不過是以往美國政治思潮中的常見邏輯，突出表現在對美國的國家目標設定上，仍自覺不自覺以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為目標，並且大多認為全球化不可阻擋。對於當代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應然”和可能的世界秩序會是何種模樣，美國戰略學界和智識階層越來越缺乏新的解讀和想象，對未來如何優化或重建世界秩序，更是缺乏思想準備。就此來説，他們在某些方面可能還不如目前的美國當政者，後者的做法雖是錯誤的，但已認識到世界變了，機械地執行以往那套邏輯已經不可為之。

轉變思考方向已成當務之急

在激盪的時代潮流面前，活躍於美國思想場域的專家學者們表現出了明顯的思維慣性，在知識框架上沒有及時更新。戰後以來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無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還是其他，不約而同都有一個或顯明或潛在的服務對象，那就是維持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然而新的現實是，這個“共同而有差等”的霸權秩序如今已經不可維繫，它並非來源於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顛覆”，而是緣於世界的自然流變。

美國一些政客把美國説成國家競爭的“受害者”，完全是在顛倒事實，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説，經濟全球化的規則是美國製定的，並沒有誰去強迫美國接受現行的全球化規則。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話當今時刻讀來仍顯示着睿智：“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長或者其他根本性經濟因素的長期變動所引起的，但是由於這些變動具有漸進性，所以容易被同時代的人所忽視，而被歸罪於統治者的愚蠢或者無神論者的狂熱。”

縱觀人類歷史，一家獨大式的全球霸權並非常態，而是偶然。經歷20世紀中下葉以來的霸權秩序後，如今的世界進入“常規時代”，多種政治意志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而如何控制競爭中的不確定性並在此過程中重建全球秩序，需要新的想象，以及新的思考和知識框架。

約瑟夫·奈認為儘管美國在硬實力方面地位相對下降，但可以利用現有的有利於自己的國際秩序，通過外交與合作的政治策略使美國的優勢得以延續，據此他認為“美國世紀”還遠未結束，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仍將是這個世界的主導力量。這種痴迷已不合時宜。當一種巨大的潮流性變化來臨時，螳臂擋車是徒勞的。美國對世界秩序主導能力的喪失引起一些人的哀嘆和惋惜，但當這種趨勢已勢不可擋地形成時，強行維護美國的主導地位不僅會是美國的災難，也將是世界的災難。

未來若干年間，美國仍將是綜合實力排名第一的大國，但對國際秩序來説，它已喪失過去的那種“唯一”性，這就亟需想出新辦法來改良或重建世界秩序，美國的知識精英們也有必要朝此方向轉變思考方式。（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