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鳳英：“新社會契約”是人類中長期方向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近日在“納爾遜·曼德拉國際日”年度演講時，呼籲通過“新社會契約”和“全球新政”來消除社會不平等。他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暴露了數十年來被忽視的風險，包括公共衞生系統薄弱、社會保障欠缺、結構性不平等、環境惡化和氣候危機。

古特雷斯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是一場人類危機，但也為建立一個更加平等和可持續的世界提供了機遇。而化解此次危機以及危機前業已廣泛存在的不滿，必須基於能夠為所有人帶來公平機會、尊重所有人權利和自由的“新社會契約”和“全球新政”。

確如古特雷斯所説，新冠疫情造成全球大封鎖，導致世界經濟大衰退，過去幾十年業已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問題，此時已暴露無遺。以往依賴於資本和勞動力全球流動而被部分掩蓋的貧困人口受教育程度及個人財富積累問題，在疫情封鎖下凸顯出來。一些發展中國家受疫情衝擊，面臨過去十幾年發展成果毀於一旦的風險。發達國家無暇他顧，甚至明哲保身，逃避國際責任。發展中國家則深陷衞生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糧食危機等不能自拔，人民生命和生活均面臨極度困境。而國際機構又面臨資金不足、能力受困、力不從心的處境。尤其是全球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蔓延，國際關係緊張，合作意願淡化，國家主義強化，全球治理虛化。這是古特雷斯演講時發出感慨的最大前提和背景。

造成上述問題的核心在於社會責任的缺失及公共產品的缺位。

企業受疫情衝擊忙於自救，政府因經濟衰退而債台高築。企業與政府的社會責任履行都處於明顯缺位狀態。因此也導致全球治理體系中公共產品明顯匱乏，除中國以外，以往主要由發達國家或者國際機構提供的公共產品，現在已少有國家顧及和提供。

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應該承擔更多義務和責任的發達國家不承擔責任，不提供公共產品，甚至推行貿易戰和保護主義。這導致原來潛藏着的問題在疫情衝擊之下全面暴露出來，並隨着疫情蔓延而不斷惡化，全球治理應對錶現因此明顯落後於疫情所帶來的衝擊。更有甚者，一些國家以鄰為壑、相互指責、推諉責任、互相抹黑，除中國依然在堅持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外，“人類”這個詞甚至都甚少見於一些國家的外交政策表述中，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努力又被一些“逢中必反”的勢力不斷作妖魔化解構，致使國際關係高度緊張，全球秩序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世貿組織已被架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資金嚴重不足，世衞組織遭美國打壓而力不從心，全球性公共機構各有各的現實難題，未能充分發揮應有作用。

全球治理的缺失，公共產品的不足，導致聯合國等國際機構非常憂心。尤其是這次疫情是全球化下的公共衞生危機，全球各國理應同舟共濟，發達國家更應起關鍵作用。然而，全球第一強國美國卻決定在世衞組織最需要支持的時刻釜底抽薪。在人類發展命運陷入危機之時，美國的這種做法讓國際機構非常失望。

主要發達國家不承擔責任，最不發達國家看不到發展前景，貧困階層陷入無助境地。雖然今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將會緩慢復甦，但這種程度的復甦解決不了年輕人的就業問題，老年人老有所養的問題，患者的就醫問題，貧困階層的生活問題，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這些全球性問題可能在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中將被進一步固化。

理論上，發達國家的醫療制度最為健全、醫療水平也最優越，但這次疫情中卻暴露出許多漏洞，完全的市場經濟解決不了公共衞生危機所造成的社會和人道主義問題。因此古特雷斯希望通過制訂“新社會契約”，搭建全球新政框架，着眼於未來去解決當下面臨的問題。

古特雷斯設想的“新社會”由政府、人民、社會團體、企業四部分組成。他們理應各司其職、各盡所能，構建一個和諧發展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秩序。而各個組成部分要履行責任，就必須建立一種契約，即所謂規章制度，這種規章制度必須要得到遵守和執行。

我們看到，“新社會契約”是對舊的社會契約的一種反思，在原有全球治理框架下的舊政失靈情況下，必須建立新政來推行全球治理。問題是，“新社會契約”並非在聯合國層面提出就能實現。這些社會問題有的存在於國家內部，有的存在於國與國之間，有的則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新的全球治理必須以全球發展為基礎，僅靠“新契約”來實現沒有種族歧視，沒有人與人之間尊卑高下，也沒有財富面前你富我窮的社會，帶有理想化色彩。或者説，可能根本無法實現。

今天，全球力量格局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全球新政面臨非常嚴峻的現實。但是，人必須要有一種精神，人類發展必須要有一張夢想中的社會藍圖。“新社會契約”和“全球新政”是人類中長期努力的方向，不管困難多大，必須要有人站出來高揚理想主義，這是人類走出惡性循環的必由之路。人類要想最終過上和平、安逸與健康的生活，必須樹立這樣一個努力的方向。

一種新區域或者全球性機制在誕生之初，往往未必是由幾個大國或者多國協調一致所立即產生的成熟方案。在“新社會契約”設想基礎上，不妨參照以往經驗，由聯合國牽頭成立一個“名人小組”，來為新契約做設計和規劃，約定“社會”各個組成部分的責任和義務。另外，“全球新政”必須要實現相對公平與合理，無論國家大小都應承擔起相應責任，類似於“千年計劃”或者“2030議程”這樣，在聯合國框架內起草文件、通過方案，最後按這個方案或者契約去努力推進並執行，全球治理或許能夠由此向着更好的方向和目標前行。（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