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時學：“全球新政”直麪人類現實困境

不久前，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古特雷斯在紀念南非反種族隔離鬥士納爾遜·曼德拉誕辰的紀念活動上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描繪了人類社會當前所處的困境，並提出了擺脱困境的方式方法。其中之一，就是推動建立“全球新政”。

不公平成了“時代特徵”

在這次演講中，古特雷斯直指當前世界面臨的問題和困境。一種肉眼看不見的病毒擊敗了人類，這説明我們這個世界仍很脆弱。窮人、老年人、殘疾人等弱勢羣體蒙受的傷害尤為顯著，這凸顯出我們幾十年來視而不見的問題：衞生體系和社會保護不足，而結構性不平等、環境惡化以及氣候危機等問題卻久治不愈。僅僅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各個地區在消滅貧困和縮小不公平方面的成就變得蕩然無存。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7月24日公佈的數據，全球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已經超過1500萬例，而且現在仍以每天20多萬例的新增速度上漲。由於疫情使經濟活動（尤其是非正規部門和中小企業）受到極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正面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蕭條。這一蕭條導致收入減少的幅度，是1870年以來最大的，因此，一億人將陷入極端貧困，前所未有的饑荒即將發生。

對於當前我們面臨的狀況，古特雷斯給出的判斷是，當前新冠疫情的發展態勢表明，自由市場無法為所有人提供衞生保健。雖然我們都在大海上漂盪，但有人在超豪華的遊艇上，而其他人則只能僅僅用手抓住沉船的碎片隨波逐浪。

因此，疫情暴露了一個事實，即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不公平。用古特雷斯的話説：“世界上26個富人的財富與世界上一半人口擁有的財富一樣多……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説法，經濟增長的浪潮能托起所有船隻，但在現實中，不平等卻沉沒了所有船隻。”

如何消除不平等？

很顯然，美國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充分説明，人們已經受夠了結構性的不平等和種族歧視。關於不平等和種族主義的根源，主要有兩個：一是歷史因素。歷史上的殖民地在獨立後只能生產原料和低技術產品，這是一種新殖民主義。二是男權政治（patriarchy，古特雷斯的説法）。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女性在政府、企業或家庭中都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那麼，如何才能消除這種不平等？古特雷斯給出的方向，是從改革國際組織開始。但他也指出，70年前脱穎而出的國家不願意為改變國際制度的權力關係而思考一下如何改革。例如，這些國家不願意改革聯合國安理會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構成及投票權。

為了消除人們對現實的不滿和有力地應對當前的疫情，古特雷斯提出了設立一種“新社會契約”的設想。從他講話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新社會契約”的核心內容是包羅萬象的，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大力發展教育和數字技術；第二，“新社會契約”必須以公平的權力和公平的機會為基礎；第三，要制定正確的勞工政策，通過設立僱員代表制的形式，在僱主與僱員之間建立一種富有建設性的對話機制，不斷改善工作環境；第四，政府應該將税收的負擔從工資轉移到碳，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貢獻；第五，要打破腐敗與不平等之間的惡性循環。

“新社會契約”有助於落實聯合國確定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能使年輕人生活得有尊嚴，能使女性和男性面對同樣的前景和獲得同樣的機遇，還能保護弱勢羣體中的每一個成員。目前的現實是，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並未提供重要的全球公共產品（如公共衞生、氣候行動、可持續的發展以及和平）。新冠疫情暴露了自私自利與公共利益之間悲劇性的脱節，也暴露了政府結構與道德框架之間的缺口。

“全球新政”與中國理念

為彌補這一缺口，同時也是為了使社會契約成為現實，古特雷斯提出了建立一種“全球新政”的必要性。如何才能建立起“全球新政”？

首先，“全球新政”的基礎應該包括公平的全球化，每一個人享有的權利和尊嚴，以及除了經濟成功之外更重視天人合一、我們子孫後代“人的成功”。

其次，“全球新政”的核心內容是對權力、財富和機遇進行重新分配，建立一種各國都能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如果不能建立這樣一種新政，我們就會面臨更嚴重的不公平以及更多的不團結。

毫無疑問，古特雷斯所説的人類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就歸納的“四個赤字”的一部分。2019年3月26日，習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呼籲，我們要堅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要堅持互商互諒，破解信任赤字；要堅持同舟共濟，破解和平赤字；要堅持互利共贏，破解發展赤字。

應該指出的是，早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就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高度概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五個世界”：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以及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而且，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尤其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繁榮、推動文明互鑑和倡導綠色發展等方面，中國也已作出了不容低估的貢獻。

古特雷斯提出的“新社會契約”和“全球新政”，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相通之處，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的任何倡議，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換言之，如果“新社會契約”和“全球新政”能夠成為現實，包括新冠疫情及其後遺症在內的一些問題或許能迎刃而解或至少得到部分解決，這個世界就能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陽關大道上跨出一大步。（作者是上海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