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疫情危機使拉美更認同“一帶一路”

新冠疫情在南美大陸持續擴散，目前整個拉美累計死亡病例數已超過美國。疫情危機也在更新拉美國家有識之士對於國際格局變化的認識和思索。在不久前的中拉抗疫特別外長會議上，堅持危中尋機、推進“一帶一路”成為雙方共識。雖然“一帶一路”在拉美落地相對較晚，且遭遇地緣最大幹擾因素美國的打壓，拉美國家的認識也非一步到位，但在經歷“觀望、瞭解、認同”過程後，拉美國家有識之士逐步辨明瞭“一帶一路”的真實屬性和本質。

首先，認同“一帶一路”實屬國際公共產品而非地緣政治工具。

拉美有識之士意識到，在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發生重大變化之際，全球治理的主體和客體也發生結構性嬗變，全球主要大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願和能力因應生變。其中，所謂守成大國美國不但無意再向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還阻擾世貿組織等機構改革而損害國際公共利益。歐洲雖是全球治理理念的發源地和主推者，但自身實力下行，內部分歧不斷，使其越來越對全球公共資源供給和配置改革有心無力。至於日本，則與歐洲如出一轍，同樣力有不逮。

“一帶一路”實施以來，拉美國家密切關注並跟蹤研判其性質和屬性，逐漸發現該倡議並非西方所稱的“地緣政治工具”或所謂“新馬歇爾計劃”，實屬新世紀全新意義上的國際公共產品。“一帶一路”既無意識形態色彩，也無地域限制，而是中國繼改革開放、加入世貿組織後第三次向世界敞開大門，倘若拉美錯過“一帶一路”，將失去一次重要發展機遇。正因認識到倡議的本質和屬性，儘管該倡議在頂層設計之初並未納入拉美，拉美各界還是積極表達搭乘“一帶一路”的迫切心願，最終如願加入。

其次，認同“一帶一路”是優勢產能轉移而非劣質產能傾銷。

在國際社會探究中國緣何推動“一帶一路”的問題上，“劣質產能轉移”論調一度甚囂塵上。但拉美國家觀察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來自中國的恰是其他地區亟需的優勢產能，形成互補性合作效果。一些拉美學者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正是藉助東亞日韓和東南亞新加坡等國的產能轉移發展起來的，昔日“亞洲四小龍”的產能轉移極大促進了中國製造業和各類加工業發展。

拉美國家正處於工業化或再工業化的關鍵時期，但與其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歷史欠賬太多，缺口太大，既是制約拉美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也是拉美國家遲遲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之一。而基礎設施建設和裝備製造業正是中國的優勢產能，中國在高鐵、高速公路、港口、橋樑等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上優勢明顯。拉美“太平洋聯盟”國家認為，“一帶一路”有助聯盟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率先實現一體化。拉美國家還發現，中國還在城市基礎設施上有着產能先進、性價比合適等優點。

正是憑藉基礎設施、電力、通訊、紡織、化工建材等優勢產能，“一帶一路”在沿線國家廣受讚譽。中國推動的產能合作不但促進了所在國的經濟發展，還帶動了就業增長，促進了社會穩定與和諧。

第三，認同“一帶一路”是資金融通而非“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的實踐並非一帆風順，在沿線國家收穫初步成果的同時，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反覆。鑑於一些沿線國家政局生變，一些投資遭遇暫停甚至取消，西方的“債務陷阱論”趁機興風作浪。

拉美一些政界人士也曾有過類似言論，但拉美學者在研究中發現，多年來，“一帶一路”在沿線國家的投資項目超過400多個，暫停或取消的不足40個，成功率遠遠超過西方國家的相應投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中國的投資而陷入債務陷阱。相反，在那些暫停或取消項目的國家的債務總額中，西方國家或其掌控的國際金融機構佔據主要部分。

拉美國家認識到，依靠產能合作基金、產能專項貸款和“絲路基金”等專項投資，“一帶一路”項目不但能彌合拉美國家巨大的發展資金赤字和投資赤字，還可以減輕對歐美國家的依賴，更能避免西方國家強加在貸款上的種種苛刻條件，如緊縮財政政策、削減公共開支等容易引發社會動盪的條款。兩年多的實踐也證明，“一帶一路”的項目撬動了拉美國家久滯不前的投資，增強了拉美經濟發展的造血功能。

拉美各界對“一帶一路”屬性的正確認知和認同，夯實了“一帶一路”在拉美推進的四梁八柱，為其在拉美行穩致遠提供了理念支撐，也為提升中拉關係注入了新動能。（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展中國家所所長，中國拉美學會常務理事）